（题记：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形态，就是把正直正常的人不断边缘化，把不正直不正常的人主流化。）

中国古代的官僚体制决定了成功的士人必须是官人，官人却不一定是士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绝对理性的完美，所以他们的从政方式必然是带有浪漫的文艺色彩，而最后也只有以传统文人惯有的悲情和幻灭的方式结束。

柳宗元和刘禹锡，曾经共同在公元793年的春天，在长安科举应试中同榜考中进士，而二人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那一年，刘禹锡二十一岁，柳宗元二十岁。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王丕掌权，革新朝政，任用一批文人出身的政治家。这次革新维持了146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王丕、王叔文被杀，这些身为文人政治家的“八司马”全部遭贬。“八司马”当中，有两个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十年。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母。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柳宗元少时，正值安史之乱，柳宗元的父亲携家小汇入逃亡的人流，逃到南方。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忍饥挨饿。

功名的朝不保夕和仕途的祸福难测让这个母亲没有享受多少人生苦尽甘来的宽慰。永州地处湖广交界，当时甚为荒僻，人烟稀少。被贬永州后，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到永州未及半载，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这对柳宗元的打击是巨大的，母亲一生操劳将自己养大，自己没能让她享上一天的福，却受自己的连累客死异乡。柳宗元在萧瑟的永州仰天长叹，可是他又能如何呢？

在儒者的心中，母亲是神圣至上的，可道与良知也是神圣至上的呀。按照儒家的义理精神和家国理想，这明明是一个可以兼顾的取舍，可中国的社会历史总是把一个原本可以兼顾的取舍变成了不可兼得的取舍，并残酷地将之摆放在知识分子面前，让他们用别无选择的方式进行选择。于是，自小深得母亲教诲的中国儒家文人选择了道义，母亲的目光悲悯却又坚韧，是深明事理的博大情怀。他们在那种目光的赞许与激励下，一次次带着羸弱的母亲上路了，纵使风雨交加，天寒地冻，也不管山穷水尽，前路漫漫。年迈的母亲们也一道谪居到穷山僻野之地，陪着儿子去“独钓寒江雪”，陪着他们忍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被放逐的命运。

柳宗元想把亏欠自己母亲的儒者之孝义补偿给另一位母亲，他的朋友刘禹锡的母亲。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一些大官僚对重新召回柳宗元和刘禹锡极为不满，千方百计进行毁谤。朝中众臣借刘的诗作《戏赠看花诸君子》为理由诋毁刘禹锡，重新燃起皇帝对革新派的不满。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他在给刘禹锡的信中动情地说，柳州虽荒野，但毕竟比不上播州僻远啊，请梦得弟也让为兄帮你尽一点孝心吧。幸好后来朝廷中有人为刘禹锡说情，才又改贬到连州做刺史。

刘禹锡带上了年迈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又一次上路了。还是被贬谪的路，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宿命的路。两个好友结伴同行，到了衡阳挥泪分手，柳宗元强颜欢笑地拍拍刘禹锡的肩膀，“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他们的正直在庙堂上得不到立足，他们的政见在朝廷里得不到重视。他们被抛弃到荒蛮野地，任其自生自灭。这群人将他们顽强而健全的生命力，从政治领域转向了文学领域。连州如画的山水、古朴的民风使刘禹锡的心情稍稍得到安慰，海阳湖和吏隐亭就成了出身于儒学世家的他排解去国怀乡之情的去处。

长期的贬谪生涯，持久的困顿，使柳宗元未老先衰。尽管读佛书，游山水，力除刚燥之气，刻意追求恭宽谦退甚至脱胎换骨。在这种对自身人格再设计的背后，深隐着连柳宗元本人都未必明确察知的自我压抑的痛苦，凝聚着因专制政治和混浊世风打磨而导致的心理冲突。柳宗元忧愤地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四十七岁。临死前，柳宗元几次写信，请刘禹锡代为照管自己的子女，并将一生的全部文稿托付给他。弥留之际，柳宗元的口中还断断续续地呼呼“吾友梦得”。后来刘禹锡没有辜负老友的托付，用半生的心血编撰成一部《柳宗元集》。

在当今民间重新涌动着儒教复兴声音的时候，我们不妨再清晰、镇定地思索一下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命运，思索一下中国古代不计其数的被贬的司马和刺史们的名字，个个都历历在目，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屈原、贾谊、陈子昂、张九龄、刘长卿、李白、杜甫、韩愈、元缜、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苏轼、欧阳修、范仲淹、张养浩……他们并非全都遭遇乱世，大多数供职于盛世的朝廷。儒家义理的动人魅力是道德和理想，是修身和人格锻造，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作为中国士人的价值主体而存在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冲动而存在的，一旦进入政治体制层面，进入所谓的“以德治国”、“德治民主”的非宪政程序中，危险和灾难就接踵而至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式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儒者为了保全正直的人生，就注定要永远行走在被贬谪的风雨泥泞的路途上，并且还要让年迈的白发母亲受累，那么，这不是对中国儒家道义的最尖锐的反讽吗？

当然，在21世纪的今日之中国，国家政权对待知识分子已经不会再采取贬谪这种古老形式将其边缘化。但正直知识分子同样可能以其它方式在政治上、社会身份上、文化上被高度边缘化，那是一种精神贬谪或者身份贬谪。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形态，就是把正直正常的人不断边缘化，把不正直不正常的人主流化的社会形态。

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被全面收买、招安和豢养的时代，已经不需要他们为了道之废存而带着年迈的老母亲赶车上路了。他们一定会为既得利益而妥协，他们也会用锦衣玉食将母亲的晚年照料得很舒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幸还是不幸呢？是中国母亲们的幸抑或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