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失败下的历史失败

　在历史失败的国家，社会的平和常为偶然的事件而打破，一场规模持续较大的洪水、旱灾，常常就可以使当局被推翻，而导致改朝换代，而如果这些掌权者的确拥有道德武器和真实合法性，结局未必会如此。

　在非启蒙文明下的社会安定平衡，不是出于内在的个体与群体认同的因素，而是多种外力和社会习俗的平衡，在非被满足了物欲的群体中压抑着持续的财富分配欲，但是在温饱的情况下，这些群体又由于不会为纯粹的理想正义献身，而表现是驯服的，因为个体物欲的排它，导致不能主动的组织起来。即便是这些个体或不同的群体组织起来，也是以共同的罪恶为纽带，而非理想，小说中的梁山认同一个是为主流社会所排斥，比如受到法律制裁，另一方面是需要作恶去显示群体同一性，这就是所谓投名状，在林冲刀下幸存的无辜老汉，在林冲之外是不存在的，不管谁的头，有罪者还是无辜者的头，在投名状的作用中，执行者都是由共同的恶作为纽带组织起来的。

　在诱导恶行的手段上，鼓动抢劫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在生存资源窘迫，本身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在这点上，贫穷的确是暴政的温床，而愚昧变现出的从众，其实还是贪婪。比如99个贪婪的人和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流氓在一场分配财富中的作用，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结合。恰如一个二流子拉走了地主的毛驴，那么剩下的具有淳朴但小农意识浓厚的民众不免一拥而上，以免漏掉了分配浮财的机会，从而不由自主地加入了造反者的团体，而这个团体所谓的均贫富的正义，其实在具体实施上难免就是不分清红皂白的抢劫。在枪毙地主的枪声响过之后（政治枪毙通常是由最不客观或者说最卑鄙的人导演的），利益冲突和血债的结合，使从众者们的回头之路彻底关闭，前途无论是地狱还是谬误，他们都只能走下去，而相对他们得到的微薄却易于消逝的利益，他们付出的往往是自身和后代的毁灭。在历史这面镜子中，如果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也就是正确的，那历史上的这个群体无疑是愚昧的，在这里过程论自证了持有此观点者的愚蠢，如果他们继续自我肯定道德具有历史性，那他们又相当于说愚蠢是正确的，从而自己证明了他们在今天的自我受害也是正义的，那些受迫害的无辜者也就从而不值得同情了。这样荒谬的论断在某些浪漫的或者说糊涂的革命者的后代中的确被倡导着，我们感觉到的普遍厚颜无耻，在过程论下的狡辩中成为了辩证唯物主义狡辩的一个小花招，这个花招把社会的价值观，一路引向丧尽天良。

　这种价值观扭曲发展到极端，就是为了给穿着新衣的皇帝走上几步漂亮的步伐，就可以置丧失亲人的人伦于不顾，在杰克.鲍尔为了家人和平民遭受的即时伤害不惜冒犯法律条文的时刻，我们的顺溜兄弟可以目睹姐姐被强奸，这样的人民是可悲的，其为邪恶控制和不为正义所动的那种变态的自我控制，好似被撒旦附体，这种习惯一旦被训练出来，就是文化失败下社会历史失败的个体原因。

　失败的文化往往并非可以自我验证，而是在经历文化比对后才可以发现，假使印加文明和印第安文明至今还在封闭之中没有经历另一种文化的碰撞，那这样的生活状态还是将被自我认可的。如果前苏联是普遍的或者西方文明是普遍的，也许一方的失败感将没有这么强，而另一方的社会比对下的稳定却可能变为内部的动荡。对于不容易满足的人类而言，发现最不坏的制度并接受之成立条件，如果没有最坏的制度作为陪衬，最不坏的社会内部也许是无法成功的达成妥协的，在这里一方的偶然成功也依靠于另一方的迷失，只不过对于生活在成功社会内部的人他们享有了文化相对成功下的历史成功的成果，而另一部份不幸的人遭受的文化失败下的历史失败使其中的人们深受其害。但是在共同社会中，某些东西的共享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不一样，柏林墙既保护了阿登纳也保护了东德政权，但柏林墙击败了东德的社会道德感，今天的网管和五毛也一样，最后在时间上，作为道德胜利的一方，只存在胜利来临时刻的问题，对于失败的一方，只有拖延长短的差异。其实在对立的社会当中，大家既共享着道德理想，也共享着道德失败。　　

　在这样的往日失败的文明阶段中，与今天那些相对失败的社会，共同的文化要素是财富积累所没有改变的，而现代化的科技也未见得改变那些失败的文化要素。相反地，无论是蒸汽机还是太阳能，都有可能使享乐虚无与无耻的正常化共同升级，科技造就的制造效率使经济发展，在缺乏自省的文化氛围下是可以起到掩盖丑恶内心世界的作用的，起码在政治上的确是个现实。科技本身由缺乏自律内省的思想所控制，也可以更加有效率的作恶，而不是一定会造福大众。

　科技与理性分离的相法，在思维尚未启蒙的人当中并不奇怪，当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奇怪的纲领，在今天的各种坚持声中依然是处于同样的水准，而技术与理性的分离下固然由于世界的共同市场发展而可以更好的获得技术产品，但是显然没有理性思维的技术工人的创造力十分低下，而没有多元化思维的看似饱学之士，也像中世纪的人们一样打不开亚里士多德的谜团。明朝依赖于红衣大炮本身似乎是远古的故事，可是今天的情况，实在也没有太本质的区别，那种与100多年前奇怪而狂妄的想法一样的妄想，甚至甚于大清水师的强悍，究其根底是否真的在激烈的文明冲突中足以自保，就我的观点来看，最好以异常谨慎的途径处理，不要轻易加以检验。　　

　　四、纯经济实用性下的社会失败

　在今天，道德的实用性其实也表现得更加多样化，而且与经济结合后在权宜之计的形而下学的水平上伪装成一种过程论，并结合历史的道德发展史，去混淆道德的正确性与渐进之间的关系。例如排污费和交易性异性关系的普遍性，其实在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事件上，使用的思维有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但却有道德本质下的不同。

　排污费的收取是出卖伤害大众和自然的权利而获得的收入，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协议惩罚下的交易。但是这种权宜之计第一违反道德至上的宗旨，第二就实际效果而言，未必是真的可以达到促进环保这个目的的，如果适得其反，那过程论就需要更加深刻的反思。

　说排污费违反道德，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好比随地吐痰的人预先准备一笔罚款，然后有意的吐痰，这个行为显然是非道德的，而且理应加重惩罚，否则就会看到有钱但缺乏自律的人，会因为惩罚的程度与其财富比重的不值一提，而导致悍然违法，这种观念当然应该是被摈弃的。从理论效果上而言，如果缴费排污的成本低于投资于环保设备的成本，那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排污者将长期选择缴纳排污费而持续污染；而如果缴费排污的成本高于投资于环保设备的成本，那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排污者将投资环保设备而终止污染；如果缴费排污的成本或投资于环保设备的成本都使生产者无利可图，排污者将选择停产而出卖污染指标。这听上去是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让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的有效措施，理论道德选择的方向是在所有的不良者中选择较好的一个，这似乎易于改良，加上强制性的减排目标管理，这个制度应该是从权宜之计走向理想状态的措施。这样类似的社会措施假定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肯定道德的阶段性正确，而是出于无奈的在肯定道德至高目标的情况下承认过程中不理想状态的存在，但是在某一个固定年度，在缴纳排污费后，排污者是否觉得理直气壮呢？答案在不同社会文化下的多数人回答中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回答差异，让我想起了到南京的1921酒吧的感觉，那些老旧建筑物的艺术性比起今天的很多现代建筑来，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另一个对比是雅典艺术和罗马艺术的对比，宏大的粗糙与典雅的细致立分高下，物质并不可以总是促进文化，相反在没有较高文化基础的情况下，物质对文明是一种净伤害。

　在今天的上海，我在两天中碰到不只一次的类似事件，当一方在绿灯快要结束的时候，抢着通过路口，但是黄灯刚亮起来，另一方就冲了过来，以至于在绿灯出发的一方到达下一路口前面临了红灯，而黄灯出发的一方却理直气壮地对绿灯出发的一方加以辱骂。在今天的道德观，恰恰是以作恶者的现实自利处境来决定的，而非道德的出发点决定的，同时老百姓已经习惯于接受现实的侮辱，而忽略历史的辩解，因为在不文明的社会中历史辩解是无用的，流氓对于过去是不认账的，更甚于流氓的，是毫无愧疚的立足于罪行的历史，造成人为制造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后果。

　另一种情况是当一方在绿灯已经变成黄灯但红灯尚未亮起的时候，抢着通过路口，但是红灯亮起来的时候，他挡住了绿灯另一方的道路，此时绿灯出发的一方会理直气壮地对黄灯出发的一方加以辱骂，而黄灯出发的通常无动于衷，并且半数要加以狡辩。这也和我们的经验相符，人们已经不存在自律精神，在临界点上肆意曲解法律，其实黄灯是绝对不可以通行的，但是黄灯作为一种制度，是失败的，这映衬了大陆法的刑法，是最为失败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李光耀不得不在严厉的法律中还加上打屁股，这与狄更斯们诟病的偷一个面包判刑10年的过程同样缺乏正义性，也不符合道德理想，可是这倒是现代文明不得不经历的戒律教育时代。在我们盛行的过程论中，关键省略的是这个理性启蒙思想体系下严刑峻法的过程，而法律的裁量充满了排污费形式的交易，结果是穷人和无权势者得到的正义不足，而富人和有权势者得到的惩戒不够，在此刻的道德协议用于实用仍然符合经济原理，但是必定是一场社会灾难。如果不用李光耀的藤条去补充经济和地位造成的漏洞，或者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措施，那社会问题将无法解决。随着经济地位的失衡加剧，富人的违法成本将对其的触动更小，当今普遍的仇富在法律基础和社会制度上是有原因的，因为目前的大陆法系法律是做不到惩罚下的同等伤害威慑，更别提加倍处罚了，这样的制度激励，相当于排污费不断减少，而排污利益不断增加。在量刑标准僵化的情况下还有因为普遍罪行而放松惩罚严厉性的倾向，这相当于没有减排硬性指标，而投资环保即便是合算的，此时也会因为压力的降低而缺乏主动性。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如果排污者是使用新技术效率不断提高而排污费总体固定，那么随着新技术带来的效率增长，其投资环保的意愿会逐渐降低，这也就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后随着财富的累积，道德感反而下降的问题了。另一种情况是假设排污者是使用新技术效率不断提高而排污费也水涨船高，而在不设减排强制目标的情况下，其投资新技术的意愿会下降，所以在法律强制加强下没有社会文化目标的政策，改良的意愿是会下降的。

　只有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排污者是使用新技术效率不断提高，在设立减排强制目标的情况下，达到减排目标者，排污费可以累进制减少以奖励环保投资，其投资新技术的意愿才会伴随环保投资同步增长，这也就是社会改良和道德理想都是需要社会强制性激励，而道德目标要靠社会改良中的道德标准的不断提高来实现。所以如果社会仅仅改善经济状况，而不强调道德的渐进，那么经济改革将逐渐停滞，而仅改善经济而不进行社会改良，道德将无法渐进，而社会的道德目标的迟滞，会使经济上开始畸形，

　比如人力资源禀赋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穷人比较多，而其它一无是处下不得不卖苦力的开始。但是在苦力挣回血汗钱后，不改善他们境遇，增强社会福利以促进社会道德目标的增强，反而是强调穷人多的好处，并对这样的秉赋产生了迷恋。这是在经济上升后典型的社会改良的停滞。这是因为当权者没有改良激励，比如彭家珍对良弼的政治暗杀，却反而因为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并未设立社会文化改良目标这一现实，而有了反社会文化改良的倾向，更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不接受既成现实的利益交换，而导致荣誉与社会物质奖励的作用失效。清末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崩溃同时出现，就是由于掌权者除了武力威胁外缺乏有效的外部激励，而掌权集团的内心又没有达到自律的境地，导致武力冲突的必然性，而诉诸武力后的社会调和手段失效，使那模糊的改良意愿也得不到回应。其实任何一场没有道德理想的经济改良，都会在社会改良停滞的情况下停滞，而不同时进行社会改良的经济改良，道德目标是无以促进的，道德失败导致的社会失败，将也使经济模式在没有创新下停滞和逐渐落后于时代。

　如果过程论在这里可以起到作用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是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手段，但是强调同样高尚的道德目标，并坚持持续的社会改良。解决红绿灯的问题，可以是取消黄灯，而给绿灯变红后一段时间的缓冲，或者将对闯黄灯的处罚增加到与闯红灯一样的甚至更加高的惩罚程度，那这样闯黄灯就会消失，而闯红灯在流程和法理上都更加不可能出现。所以如果民主社会对贪污渎职是需要宽容到重刑的话，那么集权社会就必须用极端手段来保证集权社会的社会平衡，这样才可以在集权社会维持安定，而在民主中促进道德。

　纯经济观点最容易混淆经济和不经济的概念，比如民主是不经济的，因为民主的流程要开销，而集权的流程开销不存在。这看似合理，因为民主的大量流程在集权社会的清明政治理想，就是每个集权者都是好神仙，而他们的奴才们都是天使的状态下，民主无疑是不经济的。不过道德至上是集权社会也无力否定的，在能源环境尚未枯竭的情况下可环保可能是不经济的，也是没有效率的，但是这样的经济正确的观点本身是不道德的，否则对残疾人和智障者的关怀就没有必要，斯巴达长老们靠四肢发达的标准就正确了，这样霍金会被当作垃圾扔掉，这显然是荒谬的。

　交易性性关系在历史的经济作用上，是促进经济转移的，那是穷到没办法又缺乏工作机会而导致的原始做法，日本的过去和泰国的今天都使用这样的手段，在中国这是农村问题悲哀的解决办法之一，但是这样的过程会给社会道德理想予极大的打击。日寇向外的那种原始的变态发泄，其实也隐含了母亲姐妹卖淫造成的那种深刻自卑，所以向更弱的弱者来发泄并希望以此来树立威信，这是愚不可及的做法。相对于日寇，那些窝里横的家伙是更等而下之的，在最失败的国度中，人们可以普遍的发现接受良好教育的乖孩子们，对于真心对他们好的人是非常残忍的，而对于流氓是充满畏惧的，而一旦这样内心极度扭曲的人成为掌权者，那他的属下将是深受苦难的，这也是婆媳虐待关系在愚昧群体中的历史传承过程。

　在交易性性关系上，由于经济或可转化为经济的权利因素，导致的过程是没有理想主义的，它和环保排污费的根本区别是没有道德理想，改良的意义也不存在，因而它导致的效率除了使经济之外的一切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实在也起不到促进文明发展的作用，相反的这一过程的长期化负面影响将与经济贡献成果正反对冲，在高度的经济发展下也会摧毁社会伦理，导致社会崩溃。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中长期存在，而没有思维发展促进社会结构的改良配合，社会经济在面临困境时就总是因为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而失败，失败社会如果没有思想改良，权利重组和财富重新分配一番是没有用处的。究其根源，环保排污费的创立宗旨是有洁净环境的理想目标的，而交易性性关系通常无法树立一个把交易性性行为转化为思想境界上的纯爱情的改良目标，更加没有这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实现改良的能力。环保排污是公认令人厌恶的事情，容易使人产生逃避感，而性关系是愉悦的刺激，吸引着那些没有强大的思想的庸人们不能自拔，当体力不济的时候他们宁愿使用伟哥，或者使用诡辩的方式来在思想上其实是欲望上自辩。这些可怜的欲望的俘虏，其根源是社会创立的道德目标的缺失，这种缺失可以是具体到电灯电话的具体物质目标，也可以是不合逻辑的虚幻社会，共同点是在思想上空洞。所以在经济分析上环保排污费与交易性性行为可以有同一种经济模式来解构，但是在内涵上存在代差，这就是面临危机，理性统治下的国家可能还有自省能力，而非理性国家在危机上就不能自省。

　目前某些经济学家的剥离了道德理想的言论，或者说他们本身由于政治教育的导向不具备这项素质，之所以被道德所抨击就是这样的问题。文明社会有些问题在于不能说，从不能说到培养成为多元化的认识，还要几代人，甚至上百年，这是在确立正确道德理想和社会宗旨下的过程，那是一个技术实现过程，而非过程论这样的狡辩。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过程论在非道德社会中是客观上促进无耻和延长愚昧的。中国的住宅商品化和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在模式上不尽相似，道德目标内涵也不同，但是追求社会改良的意愿是相同的，因而即便是初始阶段的不公也并未引起道德争议。当住宅朝社会阶层分化发展细分市场时，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是模式一致的，但在中国社会管理当局过分利用这一过程支撑财政，而对于弱势群体盘剥的比重过度，社会福利投入又和盘剥比重相差过于悬殊，这其实在道德倡导上是和巴比伦当局倡导卖淫是一致的，引起的社会仇富的表象下面，实际是根本道德宗旨非法而引起的社会反抗，这种道德宗旨的非法引起的公信力丧失，也就不奇怪了。纯经济学家说的给富人盖房子，或者说的很多关于穷富问题，在经济学上可以承认是一些观点，也有某方面的论据，但是这是一种和种族歧视一样的在文明社会中不能说的言论，所以他们遭受反对导致舆论哗然，不是因为技术失败，是道德上的犯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