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海派清口」演员周立波

周立波说，敢于模仿中国领导人不是因为自己胆子大，而是中国已经具备这种宽松的环境。他要带给观众的不是笑话，而是有严肃的思想主题的快乐。

-----------------------------------------------------------------------------周立波坐在宽敞的沙发上，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亚洲周刊的访问，面对着一个宽大的电视屏幕，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一边看着新闻节目。采访很轻松，虽然坐着，但周立波用的却是舞台、甚至还有肢体语言，不时以表情和手势来加重他说话时的感染力，回答问题时抑扬顿挫，一会用普通话，一会儿又夹带着上海方言，有时还学阿扁，来几句闽南话，时不时逗得人忍俊不禁。

想不到，采访这位大红大紫的上海滑稽演员，话题却从做生意谈起。周立波称自己是「演员中最会做生意的，但又是生意人中最会演戏的」。他娓娓道来，在生意场上，三百六十行，似乎都触碰过，让人感觉他虽然演戏，但更是一位见过世面的生意人。

「座落在西藏路复兴路口的上海申能大厦，下面的光大银行的门面是我的，现在已经三、四千万了」，周立波讲得有点绕口，从「大厦」到「银行」，最后只是一个门面。当时周立波用了人民币六百多万（约九十万美元）买下，没多久就出手了。他的意思是说留到现在就可以大赚一笔了。「我这个人没有耐心」，周立波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上海滑稽剧团科班出身的周立波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下「做过装修，在全上海可以排名第三，但又做不下去了」。武汉的美林宫馆由周立波一手策划，武汉的铜锣湾后期也曾经是他的杰作，但他都没有坚持到最后。

九十年代初，周立波接触过投、融资，也曾从事过装修、房地产，后来到日本，再回归舞台。他说：「经过人生的几个跳跃，社会的主要行当，我都亲身经历过，感同身受的。对任何一个专家坐下来谈经济，谈生意，我都不会自卑的，你只是个专家，我是干家，是直接操盘的。」最后周立波回归舞台，他说，要带给观众的不是笑话，而是快乐！以下是访问的摘要：

是什么原因成就了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偶然，偶然中一定有必然的贯连，周立波这个现象的产生，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时势造英雄，但机遇和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觉得我过去的四十年的经历，都是在为海派清口做准备。似是偶然的派生物，回眸一看全是必然。似乎我前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就在为成就海派清口。

如何定义海派清口？

海派就是上海，清口就是针对粗口、混口、黄口来的。清口属比较干净，清爽。清口与我们已知的曲艺而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以搞笑逗乐为目的，而海派清口是以搞笑为手段，达成很严肃的思想主题。我的整场演出，可以让观众笑六七百次，但笑完以后回去还想笑，同时会有启发：哎呀，周立波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有回味。

海派清口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海派清口的特殊性在于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小丑的位置，我会把自己放在智者的位置。我与观众的位置至少是平等的，我从来不会给观众俯视，我不会为博取观众一笑去作贱自己。我是一个极端的大上海主义者，很多人说我是一个大上海主义者，我对这个称号不反感。一个人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是没有过错的，当然我们骄傲时要注意方式。

除了笑声，你实际上要传递的是什么？

笑声中传递着我个人色彩很浓厚的思想和观点，整个海派清口表演其实是一埸主张与举证的晚会。我有很多自己对生活、对时政的独特观点，想让观众在笑声中分享。

能不能说，你在用自己的方式作演讲？

这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演讲。是用娱乐的方式讲时政、讲时事、讲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这么说，我没有低层次的煽动讽刺。我要强调，调侃和讽刺是有区别的，讽刺带有攻击性，调侃是善意的，包括我经常会用批评的方式去表扬，以褒扬的方式去批评。

你触及时政，还把国家领导人作调侃对象，有人常问，你怎么胆子这么大？

媒体问我，你有没有尺度？我说我胆子并不大，因为中国已经具备这种宽松的环境，这不是你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你会不会的问题。接触时事政治是有底线的。周立波的底线就是多年接受党的教育而具有的觉悟。我在台上谈时事，我可以游刃有余，因为我根本不用打腹稿，我真正可以在台上做到，一边思考，一边表演的。但我在台上是有极限的，政治、宗教都有底线。有人问，你怎么敢讲温家宝？嗨，这是时事，时事饱含政治，政治并不代表时事，我有自己的解读。

你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我天天看《人民日报》，我是一个爱国者。如果我算一个艺术家，那我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艺术家。祖国是没有办法选择，我鄙视有些所谓当代的「艺术」，用展览中华民族的不幸去赢取外国人金钱的人，不管他有多大名气都被人不屑一顾。中国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不幸是用来警世的，不是用来展览的。什么血缘油画系列，把国人的悲怆说事。有些所谓的艺术家背后都有外国背景，有阴谋的一众基金资助。祖国怎么可以不爱？人家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些都是没有良心的艺术家做的事情。讨巧，投其所好，这帮人在海外华人中就是汉奸。你要叫我讲共产党不好是不可能的，但我会指出共产党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及对共产党不公平的地方。都是在我的笑话中，很严肃的东西。

你做了这么多行，都没有坚守下去，为什么说你回归舞台就能坚守得住呢？

物质与精神相比，精神的收获远高于物质的收获。今天回到舞台上，观众还在等我，他们认可我，这对我来说太幸福了。一个人在舞台上，可以让一千三百个观众陪你坐过山车，我叫他们停就停，我叫他们笑就笑，这不是用财富可以换来的，但这也不影响财富向我涌来。社会分类，有自然人有社会人，有地球人，我说的地球人当然是我们国家伟大的政治人物，在全世界有影响力。我就是社会人，社会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很多企业家，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一定是有社会责任的人，你自己用钱能用到多少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艺术责任感的人，所以我坚信可以坚守。

站在人生的舞台，你总体考虑想给观众和这个社会什么？

其实，通过海派清口，无论是什么主题，最后要传达的就是学会快乐，享受快乐。我把很多不幸都可以演绎为快乐。人有很多不快乐，其根本都在于试图改变各种形式或者是现实，但你面对现实又没有改变的能力，所以就不快乐了。为什么不学着改变自己呢？海派清口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信息，用温馨的、很通俗的方式，学着改变自己。比如说，今天你买了一件衣服，很好，穿着出去，心里很舒畅，不幸的是，走了两步肩膀被一枚钉子撕破了，你心里一定很不舒服。我会讲，你应该开心，你运气太好了，如果再高二十公分，不是伤着你的脸，伤着你的眼睛了吗？针对同一个事实，快乐和悲观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今天你喝了一半水，悲观者说，只有半瓶水了；乐观者认为，还有半瓶水呀！现实没变，你变了，结果不一样。我的每场演出都会有大量类似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快乐再快乐（掏出一张百圆人民币），上面写着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只有用掉，钱才是你的。就是这个概念。

让人快乐，首先要自己快乐，你能经常生活在快乐中吗？

生活给了我一份从容，我的运气给了我一份快乐，可让我不用每天去为生活奔波，空下来，我没有马上去享受生活，我在反思，然后把我思考的结果告诉观众，他们一起快乐，这就是我经常的快乐。

你的笑话和快乐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希望带给观众的不是笑话，而是快乐，生活中需要的是快乐而不是笑话。笑话一笑了之，快乐是渗透到生活中的欢愉，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曲艺反馈给观众的是可笑，我给观众的是好笑。这是两回事，可笑是由上而下的，好笑至少是平等的，如何区分好笑和可笑？好笑是通过一种平等的关系，传达幽默的信息，幽默是需要逻辑的，熟练的掌握逻辑才能有幽默的结果。可笑只要贬低自己就可以做到，生活中的小丑就是如此。

在可笑和好笑中最后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现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大家需要寻求精神生活，一些专家就很吃香。当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到一定程度，人需要自我认定，我是谁？我该做什么？一种社会及自我认定很重要，让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责任，我正在做这个工作。好比社会的发达与否是看对同一件事情的分工。分工越细，社会越发达。发达国家的经济案会高于刑事案，落后地区则相反。恩格尔系数决定这个城市的类型。温饱解决了以后是娱乐，娱乐解决后是艺术。

上海有海派清口，香港有栋笃笑，两者的异同在哪里？

香港的栋笃笑给过我启发，栋笃笑范围比海派清口大，但文化含量有问题，局限在市井民生中，他开的玩笑比我大，可我的幽默难度远远超过他，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形式上给我的启发很大。但我和他的角度不一样，他们其实是背出来的。我是没有彩排，没有剧本，完全是口述的，有艺术专家评述，周立波就是口头文学家，把我的演出一字不漏的整理就可以出书，这一点都不夸张。我对整个语言文字的把控能力是很专业的。我可以非常熟练的运作文字、语言。

在贴近时事的形式和内容上还会有什么新东西？

在十一月二十日推出的新一轮「我为财狂」的演出中，我会推出全新的周氏理念，当然，这些理念在西方不稀奇了。我会提出，让投资的人去买房子，自住的人去租房子。现在上海一千万人民币一套的住房已经不稀奇了。任何一千万的资金你给基金管理，起码可以给你百分之十的回报，就是一百万。你拿三十万出来可以在上海租很好的房子，还有七十万理财，现钞为王。有人问，万一房子涨了怎么办，我说错了，九八年金融危机你忘了，房子还会跌。你不能为明天的所谓的利润而丧失今天的生活质量。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最真实的，明天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人应该生活在今天。哈哈，你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曲艺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