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友问我：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你为什么总要看社会的阴暗面而对阳光的那一面视而不见？难道现在的中国不是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吗？现在不就是我们渴望的盛世吗？换了别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吗？保持这安定的局面不是很好嘛？为什么总要跟外国比啊？一国有一国的国情嘛！

是啊，为什么我总要在天上看到深渊呢？

难道这个世界不美丽吗？

但是，我想，我和你，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站在同一个高度或者说低度来看这社会。

你是主流，是庙堂里或向往庙堂里的座椅的人，你是乐观的，因为你对这个既定的社会秩序是认同的。你应该往上看，看问题应该有高度，应该懂得辩证法，应该更全面。

但我不行，我是边缘，是在江湖中漂泊的野人，是黎首，是草民。我悲观，我更爱往下看，我更偏激。我所处的高度（确切地讲，应该是低度），限制了我的视野，让我无法超脱，让我没法辩证地看那些不公与悲苦。我不能像你一样，能翘翘脚跟，伸伸脖子，就触到阳光；我不行，我总是选择这个社会的最低处，去那些找不到阳光的地方。多么荒谬啊！你也许会说。可是，这是我的宿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祖辈父辈，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老乡亲，那些与我血肉相连的人，还在遭受着诸多的苦难，还在面对着诸多的不公，还在被损害在尊严。我无法越过他们伛偻的身影，去歌唱阳光。这是我的偏激，也是我的局限。

你肯定会说，我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也许你还会，让我拿出建设性意见来。

对不起，我不能够，请原谅我的鲁莽，我们把权力交给了你（其实是你抢走的），当我们权利受损时，我们有权力愤怒，目前看来，也只剩下了愤怒。如果是在另外的国度，我们可以把你选下去，但有幸你我都生活在乐这个神奇的国度，宝贝儿，我是不是可以在离阳光很远的地方愤怒呢？

愤怒有什么用呢？

你说呢？

伟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朋友，别敌视我们的愤怒。正是这些来自底层的愤怒，促进了进步。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曾经的愤怒换来的。当然，对你说这些，也许没用。由于对既定秩序的高度认同，你已是或者正在成为既得利益者，你向着阳光走去，怎么会记得回头去看背后留下的阴影呢？

村上春树说，他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去面对坚硬的石头。这是文学家的悲壮，这也是像我一样一介草民的无奈。我和我的脆弱的“鸡蛋”们，要用我们的愤怒，找出社会的疮，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为你们的大国崛起锦上添花。

附：村上春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分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他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赞赏他。为什么？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覆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蒙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于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征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于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