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纽约的娼妓还是很公开的，不似如今转移到了网上，街上基本绝迹。那时，４２街还是著名红灯区。我国驻纽约领事馆就在４２街西端。从领事馆出来，向市中心走，过几个街口，就有一个妓女值勤点。如今这种晚间已是凉风飒飒的秋夜，她们光身子套件皮袍子，照样挺立路边。见到有三五结队的中国人走过，就将袍子当胸一掀，嘴里还怪怪地叫：中国人，中国人！值勤点妓女们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两个基本点的丰满体性，对我国各省市各部门派出的代表团参观人员金钱不能移、美色不能淫的刚强党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纽约出太阳！英明市长朱利亚尼一上任，下决心挥铁臂坚决扫黄。鲁道夫·朱利亚尼后来在９·１１事件中指挥若定，赢得了“美国市长” （the American Mayor）的尊称，但在当时，他仍然只是个被大家等着看能耐的纽约新市长。就说扫黄这事，在美国，只要两相情愿，再违反道德，法律基本管不着。要处罚卖淫，必须证明男女间有“金钱换性”之事发生。但在大街上，妓女和嫖客悄悄嘀咕几句，手挽手走了，或者坐上男人的车扬长而去，你怎么证明两人之间已有 transaction？

（纽约不是没有妓院，只是少而低调，并不惹眼。而且在美国，家是神圣堡垒，探听他家房内事，需要法院特许状。曾有过分聪明的探员对法院说：那个妓院是黑帮老大和毒枭谈生意之处。窃听特许状是拿到了，但半年听下来，最大顾客只是律师和银行家。而且证据无法呈堂，因为辩护律师可以说特许状是骗来的，属于非法取证。）

市府要禁鸡，警局来钓鱼。派遣警员冒充“阿强”（美国妓女用常见英文名字称嫖客为 john ，在这意义上作普通名词，起头不用大写），去跟妓女谈生意。一旦价钱谈妥，有了“金钱换性”的证据，警员立即出手一把抓住。

阻街女郎多是外国移民，或内地小镇跑来的土妞，本属弱势群体。而且抓上车时挣扎，难免露出袍下风光。美国人特别怜香惜玉，看着很是不爽。民权团体、妇女团体都来抗议。警局从善如流，改换策略。幸运的的是，这时距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已有一辈人时间，警局早已不是男性一统天下。不钓妓女，可以出动警花钓阿强嘛。钓走了阿强，妓女自会收工下岗。

朱市长１９９４年元月１日莅任。到１１月中旬，美国进入了从老兵节直到新年的所谓 Holiday Season ，扫黄也达到高潮。路口那些标准娼家打扮，向行人挥手或对过往车辆作出搭车手势的妖艳女子，保不定就是警花卧底！路人与她交谈时，不远处的便衣正在悄悄录音。只要路人报出价钱，几位彪形大汉立即现身。同时，埋伏在附近路边的警车呼啸而至。那一阵的晚上，走在街上，只要听到乱糟糟的警号和紧急煞车的轮胎吱呀呀，就知道又有笨鱼上钩了。

第二天看报纸，某个更靠近市中心的妓女值勤点，五小时钓鱼行动就抓了二十来人。这帮警爷，把个十五岁男孩子都抓起来了。呵呵，小阿强想要假冒大人尝禁果，却不料大人时时面对法律后果。

按纽约法规，嫖妓算四等轻罪。当时的罚金为４５美元；再做一天公众服务，扫街之类；还要上三小时法制课，包括性病须知的学习。不过，屡教不改的话，汽车可能被当作运送娼妓的犯罪工具而充公。当然，真正令阿强害怕的，还是妻子知晓闹离婚，或公司闻风开除你。

这种钓鱼式执法，英语叫作 entrapment ，导入陷阱之意。法律上，警察不可以诱人犯罪。但当地法庭认为，仅是提供一个出轨的机会，不算诱人犯罪。警花们钓来的鱼，纽约法庭通常照判。

好莱坞曾以《Entrapment》为标题，拍过一部电影，当时（１９９９年）香港译作《将计就计》。老牌００７肖恩·康纳利和大美女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一个老贼，一个女贼，背后各有白道势力，假合作之名，要将对方骗入盗宝陷阱，自己得钱，却想让伙伴吃牢饭。影片中，康纳利将一片偷来的价值四百万美金的超级晶片放入泽塔－琼斯的行李，行李又存在旅馆保管处，以此要挟她。泽塔－琼斯气愤地说：这是 entrapment！康纳利纠正道：警察陷贼，那是 entrapment ；盗贼陷人，该叫 blackmail（讹诈）。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样的作品符合中国古训“好色而不淫”，不妨看看《将计就计》。男女主角之间，充满性感潜流；大面上却是干干净净，不见浓油赤酱。

泽塔－琼斯的出道，和４２街有点关系。《４２街》是部很出名的百老汇歌舞剧（题头图）。剧中三十年代的４２街，还不是红灯区而是剧院区。歌舞剧中，一个叫作佩洁的合唱团女孩，因主角受伤而临时担纲，一举成功。《４２街》去伦敦演出，原籍英国的泽塔－琼斯考入了合唱团。某日，扮演佩洁的Ａ角和Ｂ角居然同时生病，导演让泽塔－琼斯临时担纲，一举成功——演戏演成了真实生活。后来她应邀到美国拍电视剧，大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无意中见到，请她出演电影《佐罗》女主角，从此走红好莱坞。

可惜泽塔－琼斯唱歌出身，没受过话剧训练，声线略显单薄，使她的选角有所限制。不过，去年初，在一项全球八千名女士的投票中，凯瑟琳·泽塔－琼斯仍被选为“世界最美丽女星”，把安吉利娜·朱莉都比下去了。

兄弟很欣赏泽塔－琼斯，她有一种今日年青女星身上很少见的优雅。谈起这位大美女，咱可以无限话痨下去。但是，读者一看本篇文章题目，肯定认为谈的是近日新闻热点——上海交通运输执法人员“钓鱼”被批（参见１０月２９日《南周》报道，《上海“倒钩”执法，立法司法难辞其咎》）。那么，比照纽约当年的扫黄，美国文明社会，难道也有上海似的野蛮执法？

任何执法机构，某种程度的引蛇出洞，或曰“钓鱼”，大概是免不了。但是，表面相似之下，纽约的钓阿强和上海的钓车主，细节上很是不同。这里试着归纳三条。

（１）　共和党的朱市长毕竟是民选的，他真的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解释扫黄动机时，站在市民立场，说是要改善纽约的生活品质。朱市长指出：妓女阻街，会形成无序印象，为其他犯罪活动制造纵容气氛。他设立了改善生活品质的热线电话，根据民众投诉数量，决定在哪个地区集中警力钓阿强。警察的收网捕鱼，虽然声音难听样子难看——美国人就是动作比较粗——但也确实有社区民意的掩护。

而上海的所谓抓“黑车”，仅是因为出租车在红朝算镇府管制行业，镇府部门有油水可捞。市民是否讨厌“黑车”？本人未见报道。或许市民们还觉得“黑车”提供了很大方便。根据其他城市以前取缔“摩的”的报道，这类交通工具，至少很受部分市民欢迎。

（２）　民意之外，美国的法律很明确：警察乔装时允许讲假话，但不准推人入罪。警花们仅是站在街口做手势，展示一个机会；真要做交易，还得阿强自己上来。交谈中，警花的“勾引”必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比如，她不能说：我家小孩饿肚子，我要这个钱买感恩节（今年为本月２６日）火鸡，求您了。这已是法律上的 entrapment ，罚单要被法官扔出去的。辩护律师可以说：既然话讲到这份上，可见男人本来没有这个心，他是出于同情而被警花骗了。法官会接受这一解释。

而上海交通运输执法人员的“钓鱼”，冒充病人，甚至冒充孕妇，骗车主载人。在美国的独立法庭上，这种做法，绝对没有胜诉机会。

（３）　美国是民主国家，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制衡，还有第四权媒体的监督。虽然朱市长是共和党，但纽约并不实行共和党一元化领导。纽约的警察，仅是市长领导下的执法机构。任何执法机构都会有冲劲过度的倾向，美国也不例外。纽约的民权团体，对警局“钓鱼”，大多抱反对态度。媒体报道警察行动时，同时一定报道民权团体的批评。被罚的阿强要是不服，可以上法庭打官司。如果律师要求，警察必须交出全部录音。然后阿强和律师可以分析，根据这些录音和法院的已有判例，他们有多少胜算。

但上海这次，要不是高层有批示，南汇区的孙中界案，闵行区的张晖案，当地镇府会从拒不认错突然转为退赔道歉吗？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在去年６月整理了一份《关于审理出租汽车管理行政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只要执法者有证据表明，车主已与乘客谈妥车费，乘客也坐在车上，“即便被查获未及收取车费，也可据此认定行为人已实施了非法从事出租车营运违法行为，并作出处罚。”某些报道似乎认为，钱未过手，证据不足，这规定不合理。其实，在一个商业信誉良好（即使犯罪交易，也需要商业信誉）的文明社会，口头合约同样具备法律效力。而一旦合约达成，交易行为就算开始。只要双方履行合约责任，付钱几乎是必然的。因此，在美国，确定是否有 transaction，并不需要银货两讫。对于阿强们，难道还得等到他一手提裤子一手交钱之时？

笔者查过该《意见》全文后，如果暂不考虑可被显然误用的场合（比如，为减少污染，两位同事拼车上班，分担费用），将交易的认定设在口头协议的达成，应该算合理。上海高院甚至可能参考了国外的相应法规。只是文明社会的合理考量，是否适用于传统道德已被破坏殆尽的革命国家，实在是很难预测之事。

或许上海高院的《意见》起草人都未料到，据报道，不少并未与“乘客”谈论价钱的车主，最终因“乘客”故意抛至车中的红彤彤钱门毛而被执法人员视为“非法营运”——这甚至不是 entrapment ；这是盗贼陷人的 black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