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读历史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慨，历史无非人治，在特定的年代，难免会被放大、被遮蔽，符号化。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简单的“忠奸理论”困扰。运动中的人物，被粗鲁地划成了“爱国”与“卖国”两种，凡是学生支持的，或者支持学生，就是爱国，反之，则都被斥之为卖国。但事物的复杂性告诉我们，任何一件事都不会那么简单，尤其是一件发生在复杂时代背景下，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政治事件。

这种感受，在读完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后，变得更为强烈。在书中，张鸣老师讲了许多具有颠覆性的史实和观点，在他风趣，简单的叙事逻辑下，我发现，原来那些“穷凶极恶”的北洋政客们和北洋军人们也有“正义”和“可爱”的一面。

这本书延续了张鸣写史的一贯风格，有趣、有观点，把历史当散文写。虽然这次“正经”了一把，在很多地方加上了注解，但其口语式的叙事，还是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本正儿八经的学术书，充其量是一种较为严肃的历史随笔。

袁世凯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于心目。

二十一条，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主政的北洋政府之所以被国人诟病，恰恰是因为“接受”了这样的“亡国”条约，刺激了中国各界精英神经上的一个亡国灭种的隐痛，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积聚了强大的“精神火药”。

1915年，回国述职归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中第五号，几乎要将中国置于日本囊中。看了条约后，袁世凯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商量，命其跟日本周旋，并且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最好连谈都不要谈。虽然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人使尽了浑身解数，不仅以“托”待变，还悄悄耍了“手段”，将而是一条的内容泄露出去，以求“以夷制夷”。然而，弱国无外交，更何况，北洋政府寄于希望的英美列强正与奥匈帝国打地不可开交，自顾不暇，不敢得罪日本。此时的欧洲列强驻华使节，全体一致力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

经过两个月的交涉，丧失了耐性的日本人，对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两天内给予答复，否则采取武力解决。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袁世凯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的前四号文件，坚持不肯迁就第五号文件，最后，日本政府不得不取消。

签完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应该是中国最懊丧的人。他不仅下密谕，视接受二十一条为奇耻大辱，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告诫官员们要卧薪尝胆，而且在密谕说道，如果经此事变，国人再不奋起，世界将视中国人无做人之资格。最后，袁世凯还将5月9日，即签订二十一条的这天，定为国耻日。

面对学生运动时，北洋政府常常陷于被动。

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对学生运动，也不敢镇压。

5月4日，游行的学生烧了曹汝霖的宅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种公然违法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几十个警察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几个小时过去了，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才率领大队的军警赶到，抓了些掉队的学生交差，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镇压。更何况，5月7日，被捕的学生就被林长民和他两个外交委员会的同事，保了出去。

其实，与学生打交道时，“吃亏”的往往是军警。在运动中，即使政府已经开始抓人，但主动进攻的一方，依然是学生。参加游行或者演说的学生，几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们，就指责警察违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无论自称“职等”的警察怎么劝，都不行，非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罢休。以至于后来，军警不仅不敢再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而那些被抓的学生，生活倒也舒坦，不仅可以读书，开讨论会，开晚会，茶话会，甚至可以唱京剧，大鼓书，演相声，滑稽戏。玩够了要聚餐，派人出去买酒，看守所所长说按规定不能喝酒，学生发了火，所长只好妥协，任这些学生喝酒猜拳。

另外，学生演讲时，前来维稳的军警，也常常被学生感动，在学生”告以大义“之后，“为之惶愧而去”。事实上，时人所编的资料中，虽不断有军警如何残暴，学生挨打，甚至流血的报道，但比照了后来的事件进展，这种说法，多半为宣传的需要，制造运动的悲情气氛。而1949年之后，大陆当事人的回忆，在“五四精神”被无限放大的情况下，连最残暴的济南军警，都相当仁慈，军警要关门，学生将腿塞进门缝，他们就不敢关了。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都难逃“卖国”的恶谥。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五四当时编的小册子《青岛潮》，甚至说火烧赵家楼时，学生在曹汝霖家里，发现了日本天皇的画像。不仅学生相信，市民也相信，甚至政府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这样看，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军阀。

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的石敬塘、张邦昌，朝鲜的李完用呢？作为五四运动的最大靶子，曹汝霖晚年写回忆录，没有讳言他亲日，但却否认自己卖国，这很耐人寻味。

的确，他们三人都是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不仅在皖系当家时如此，此前很长时间，都是如此。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优待。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在所在国混的比较好的，留学成绩突出者，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反之，则怨言要多一些，甚至会满腔怨恨。留美者亲美，留英者亲英，留德者亲德，留学日本，自然也不例外。但正如曹汝霖所说，亲，不等于媚，亲日不等于媚日。

事实上，在与日本政府交涉过程中，曹、章、陆三人都尽了自己的力，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以求减少损失，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对强暴的对手加以某种约束，毕竟外交之外，需以强大的国力做后盾。有资料说，陆宗舆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的“亡国神经”已经脆弱到了极点，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连曾国藩这种在清廷中声望如此高的人，也会因办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骂名，在羞愧中死去。可以说，曹、章、陆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不幸地赶上了那个时代。

除此之外，在书里，类似的颠覆还有很多，比如书中提到了日本在运动过程中的态度，虽然日本是运动的矛头之一，但日本人却表现地小心翼翼，非常节制。反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租界屠杀中国人。这个事情，恐怕一般的读者知之甚少。另外，书中还警觉地注意到了五四运动中的“义和团情绪”，细细考证了当时民间情绪。结果，作者发现，虽然当时的运动特别警惕走上义和团的仇外的路，但是在民间的动员里面，手段和调动起来的情绪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不敢打外国人，却打起了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