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底，费孝通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虽然他是这所大学的常客，但由于他的名头很大，又是年近90，前去捧场的人很多。

我去晚了，坐在最后一排。一去就注意到角落里端坐着一个穿黑色外套的年轻人，剃着平头，很精神。为什么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像其他来听讲座的人那样，不是手上有笔、有笔记本就是有书包，他什么也没有拿；他也不像其他坐在最后一排的人会伸着脖子东张西望，总之，他非常安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一侧的耳朵里始终戴着一只从后衣领里伸出的耳麦。

这个疑似保安的黑衣人的出现，提醒我当天的演讲者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学者，而是一位前国家领导人——费孝通当过两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说实话，去听他演讲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内地来的学生，总是有所期望的——希望能听到从他的嘴里听到一些在别的地方不便说的话（比如像李慎之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那次演讲）。

但结果在我看来，费孝通啥也没说，或者说，他说了，但没有人听得懂。

费孝通是江苏吴江县人。我没想到他20岁左右离开家乡、闯荡南北、又留学英美，竟然仍旧操一口“吴侬软语”。本来他的口音让不熟悉吴方言的人就很难听得懂，再加上他已是近90高龄，口齿乏力，语句也不是十分连贯，更加让听众一头雾水，以致于演讲之后的提问阶段，大家只能泛泛表达敬仰之情或求教治学方法，没有人能就当天的演讲内容提出像样的问题。老先生也不尴尬、也不失望，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那天的演讲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那么，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费孝通通篇发言只说了四个字：“灵肉分离”。

他先从自己前一段时间得了一场大病谈起（记忆中他说的是“中风”，未证实），说自己躺在床上，意识是清醒的，但是哪儿也动不了，脑子里想的是去拿杯子喝水，但是腿脚、手臂、整个身体纹丝不动，就是不听使唤。他自己很着急，脑子里很明白，但身子就是没有办法动弹。他说他在那一刻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灵肉分离”——原来并不知道，这次得病才领悟到，“脑子里想的”与“躯体正在做的”并不天然是一致的，在人“生病”的时候，“灵”与“肉”是可以分离的。

然后，他就大谈特谈体会到“灵肉分离”的好处、妙处，大意是说，知道了“灵肉分离”的感觉之后，他就想明白了很多道理。但具体是哪些道理、哪些问题，他没有说。

他在描述自己得病时的状态以及后来如何体会到“灵肉分离”的整个过程时，说得极细、极慢。我作为一个听众，一直以为他只是拿个人的某个经历在铺陈、铺垫，是在为后面抛出一枚重磅炸弹来作准备，没想到他说完了这段故事就收住了。

不要说大家因为他口音的问题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即使他能用标准的粤话（彼时彼地大多数听众仍为香港师生）再说一遍自己“灵肉分离”的故事，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在那一刻，作为一个经历“新旧社会”的90岁的老人，一个专治社会学、人类学的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一个活跃的、横跨学界、政界的前国家领导人，到底要通过这个故事向别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信马由缰的兴之所至，还是有感而发的另有所指？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或许正是费孝通之所以成为费孝通的圆通之处。他们那一代人带走的秘密太多了，留给后人的是一副丢失了很多版块的拼图。

之所以旧话重提，是因为前几天我四十岁生日，突然感觉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交待自己和周遭的状态。焦虑之中，“灵肉分离”四个字就不可抑制地从记忆中“蹦”了出来——四个字在眼前是如此立体、生动，就像奥运会开幕式上翻来覆去的“和”字和国庆60周年阅兵时天安门广场打出的“听党指挥”的字牌一样，挥之不去。

不错，灵肉分离。本来很困惑，一想到这四个字，竟又有点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