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哲学对人生的意义基本是一种逃避或实用的态度。

老子(公元前571—？)的宇宙核心是“道”。

他认为宇宙一切由道生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道”是什么东西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一种不可名、不可言、不可谈的东西。道，如果可以说的话，那就不是永恒的道了。“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我们以为“道”是老子创造他的“道”宇宙的起点，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一个什么解释，如绝对精神、绝对理念什么的，实际本身就违背了老子对“道”的幻想；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机械划分“道”的含义实际是对“道”的误解。老子认为宇宙是变动不居的（道=光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但老子的哲学是一种消极的“无为”哲学。（尽管我们如果寻求某种绝对的目的，或从我们的思维组合幻想的某种境界来讲，人类似无什么意义。）

而从我们自身的组成方式(它就很真实吗？)来说，我们不能脱离我们——一种动物的本性来幻想绝对、追求绝对，但人之所以为人也正是能组合无限，他有一口饭吃就能幻想组合——一种心灵的追求。创造在人类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由创造带来的进步也使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核武器就是这类问题)，这使得老子感到忧虑，但他不是积极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消极的回避问题，所以他主张人们“绝圣弃智”，“绝学无忧”。

我们以为“白痴”是老子的最理想的人格，赤子之心嘛，可他自己的《道德经》却是“全智”、“全学”的东西，使我们现代人仍然觉得它“玄之又玄”。其实老子也不是要我们绝对的“弃智”、“绝学”，“无为而无不为”、“圣人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因此“无为”本身就是一种“有为”的行动，“无私”同样是“有私”的表现。

由于老子注重心灵——大脑中的组合或体验，使他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可以设想，注重实验的现代科学是不能建立在这种“无知”“弃智”的哲学指导思想上的。

所以，作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哲学家孔子和老子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讲都不注重外在的宇宙，不注重人对外界对象的改造。自然，尽管中国古代有许多领先于当时世界的科学发明，但这些发明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也形成不了理论体系，从而也就形成不了巨大的力量。而且象老子这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哲人竟然反对人的智慧，提倡“无知”的“婴儿”状态；这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就是力量”，如果让老子知道了，他会怎样说呢？可以说，自从孔子和老子的理论创造后，在中国思想领域中就已经摒除了产生现代科学的土壤。无本之花怎样怒放？中国的哲学也从此在孔子和老子的理论中打转转，一转就是二千多年。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作为老子的最主要继承者，也认为“道”产生天地，并认为“生生者不生”，即最终的派生者一定不是被派生出来的，而是具有永恒的性质。“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他认为人与物均为气所构成，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通天下一气耳。”道即气，道作为宇宙的基始，是“无所不在”的。“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持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

庄子定义宇宙为“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者，宙也。”对具体的事物他认为是相对的、有限的，“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人类不可以语于绝对者，限制于光子也；人类可以语于所语的一切者，得利于大脑的思维组合也。)由此庄子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反对为仅有一点点差别的东西而争执，去追求；进而试图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无限和绝对的自由。

由此，最理想化的圣人可以自由地超出时空间之外，可以“挟宇宙”，达到“无始无终”的境界。这种境界当然是一种幻想的境界，圣人=上帝，人的梦想。这是庄子认为的真正的自由，任其自然，无条件地与自然合二为一，自由的圣人是无所持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人的心灵与“道”的溶合而形成的绝对自由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目的。

所以，庄子反对人为的创造，“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为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因为它违背了自然的本性——道。由于道是无限的，人生是有限的，所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其实，人所做的一切难道就不是“道”的表现吗？道的无限性不是人创造的吗？所以，庄子反对人为的创造应是对“道”的曲解了。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把天视为人世间的主宰者，认为天命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消极服从天命的安排。

他的宇宙是人的宇宙，是人的行为规范，而不是对象的宇宙，所以，他崇尚礼和仁。礼是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制度(方法)，仁是爱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怎样实行“礼”和“仁”呢?

就是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确定的人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即在要求人处理事物时，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于进取的人要学会克制自己，而过于谦退的人要有进取之心。从而他认为他在七十岁时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孔子认为言有赖于名，名正则言顺，名不正言不顺，正名是语言合理的前提和条件，而正名包含了追求名与实的同一性。同样他的名与实的落足点还是在人际关系上，如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中国第一哲学家的孔子基本上不考虑我们所处的宇宙，而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人之间的结构方式，所以孔子创造的宇宙是“人宇宙”，元素是人，结构方式就是他所设想的“仁”、“礼”和“中庸”，由此构成他理想的和谐的“人宇宙”。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作为孔子的继承者，他没有创造一个宇宙，而是发挥孔子的人宇宙。他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认为“诚”是天的本质属性，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天人二者是相通的（天人合一）。人可以通过自觉的向内追求，可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宇宙可以从我们的内心来认识、来把握。

后期墨家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我们以为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的逻辑都没有超过墨家逻辑，思维的无规律性，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去了科学成长的环境，特别是影响科学理论的发展；因为科学理论要在同一律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我们的同一是人天合一的同一，而这种同一性是依靠个体的人来顿悟的，这在禅宗的思维方式中发展到一个极点。

创造发明，如飞机大炮、宇宙飞船不正是一种人（思维组合）与天（客观规律）的合一吗？这种合一（同一）使人类有大的进步。可以看出，西方的“合一”是以上帝的儿子——人占主导的，似乎是某种优越的或强盗式的与自然的“合一”，也可以说是对立。我国古代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天)平等的、和谐的、心灵超越的“合一”，随遇而安的“合一”。而我们的心灵不能“驭剑杀人”，因为人是外在的，思维的组合有虚假性，自然，在长枪发射出来的高速子弹面前一败涂地。尽管我们还可以骄傲地说火药是我们发明的，有什么用？

公孙龙(公元前325—前250)的宇宙是无限可分的，因为他认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永世不竭”。并认为石头的性质，如坚和白应该是某种独立的性质（思维组合），坚和白是石头这个物体相分离的两个实体，只有坚和白组合在一起时，才构成石头。公孙龙可说是东方的芝诺，当我们分不清虚概念和实概念时，我们很难从逻辑上说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坚白石二”的石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白马非马”更是公孙龙有名的思维游戏。“马”是“命形”的，“白”是“命色”的，“命色者非命形也”，所以“白马非马”。如果我们从绝对同一性来说，此“马”(字)即非此“马”(字)，不说别的，构成“马”的分子就不是同一个分子。如果我们把名与实等同起来，很容易理解公孙龙的论证了，“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谓牛羊足一，数足四，四而一故五。”“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

自汉魏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大乘空宗般若学等理论与中国的“道”“无”等玄学理论殊途同归，很快在中国扎下了根，结果对本已在歧途的中国哲学推向更为“空虚”的境界。(这里歧途是相对科学道路来说的。)

僧肇(约374/384—414)认为“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既无，非真非实有。然则不真空义，显于兹矣。”这样就组合了“有”和“无”。万物非有非无，本无自性，假有不真，不真则空。而这个“空”宇宙的变化“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动，然而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即动是静，“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流竟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运，日月历天而不周。”

慧能(636—713)禅宗创立人。他认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宇宙)在自性(意识)。”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因为人人有自性，人人都可以理解人生的真谛。

那怎样成佛，而知道那“万法”呢？即用“自悟”和“顿悟”，“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资，即是佛。”见性成佛，理解你大脑的变化，你就是佛(上帝)了，众生与佛之间就看你是“迷”还是“悟”，而要成“佛”就必须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创造就是要不为“住”(固有的方法)、“相”(固有的表现)、“念”(固有的思维)所留滞，从而在意识里虽处“尘世”却能无染无杂，来去自由，毫无阻碍，“从心所欲不逾矩”，任意而思，这是圣人、上帝、佛的境界。）

这样，是不是成为“上帝”呢？“即地成佛”是不是人的一种梦想呢？因为佛=上帝。所不同的是西方人想成为“上帝”以控制我们所处的宇宙，中国人想成为“佛”仅控制我们脖子上的宇宙。

慧能的人人皆可成“佛”，将“佛”从至高无上的地位拉到人间，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在心灵中成为“佛”或“上帝”。在这一点上，地球上的人们是一致的，即追求达到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爱”的境界；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在现实中追求，中国人在大脑中追求。

“佛”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佛法无边”是多么的美好！而我们这些凡人每天必须为填肚子而奔波，看来我们只有奔波，而且就算成了“佛”也得奔波，直到“圆寂”，才不用奔波。（凡人就是多了一张嘴，才不能成佛，也是困在嘴巴上了。）禅宗看来是追求一种心灵的绝对自由和绝对任意，而这种绝对就是“无念”或“空”。那这“无念”是不是一种“念”呢？所以，禅宗只好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程颢(1032-1085)认为“天者理也”，理是宇宙的本原。而“天只是以生为道”，在生生不已的过程中，阴阳二气的变化产生了万物。他的“理”同样是为建立人之间伦理道德而创造的，并不是为宇宙而创造。

陆九渊(1139-1193)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然此心此理，万世一揆也。”(思维创造方法是不是这样？)“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所以，人心之理是宇宙之理的最完满的表现，这当然是我们的思维构造。

王守仁(1472-1529)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宇宙就是我们的心，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而灵明是良知，良知是天理，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真是与物无对。”伪君子也容易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