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草原文化语境下的两种意识形态博弈 / 赵卡
——解读宁才电影《季风中的马》
一部纯粹的民族电影,一个夏威夷的亚洲电影大奖,终结了我们既往的对民族电影先入为主的美学标准。
一直以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伪命题的方式滥觞于各种民族文化语境中,并被近乎惯性般地一再肆意曲解和误读,这种被结构化了的价值观直到宁才的电影《季风中的马》的出现才有可能被一点点矫正。我们看到过太多的关于以蒙古民族生存和生活为大背景的电影作品,但我想说,直到今天也许只有《季风中的马》才真正第一次以电影的形式讲述了关于一个民族种群身份认知的问题:在广义的商业消费资本主义时代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该如何坚持并且能够坚持多久?而且,在什么地方坚持?蒙古民族的命运和整个人类的终极命运有着什么样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蒙古族作家白雪林曾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里提出了一个基于前草原写作的概念扩展:后草原写作。我想,从电影《季风中的马》是不是可以这样考量作为一种后草原文化语境下的两种意识形态博弈:种群身份认知和商品消费主义扩展。
就故事而言,作为电影的《季风中的马》简单却不乏直击人心的力量。一个世代以游牧构成全部生活的蒙古族家庭,突然之间只要面临一种和自己既往生活截然相反的残酷现实:国家禁牧政策的下达将使他们不得不告别游牧的生活而搬到城市里去。主人公乌日根先后卖掉了家里的羊,最后连视作家庭成员的白马(在影片里这是一个象征符号)也悲情地卖掉了。羊卖了,马也卖了,当乌日根在卖掉了属于他的这些商品时,他选择了他不能选择的选择,他还要徒劳的与这种选择作痛苦的抗争,更为严重的是,日益扩张的荒漠化将他逼向了一侧,祖先的草原让他不得不再一次做出选择:去过非鱼非马的生活。尽管他一再执拗地认为:鱼是鱼,马是马。
蒙古历史、蒙古题材、蒙古领袖和蒙古草原等等的宏大主题在电影这个形式里一直是以宏大叙事来表现的,无论荡气回肠的《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还是具备世界性视界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但《季风中的马》不同——在这里是疏离宏大叙事的小叙事。当宁才以小叙事来表现一个游牧家庭、一个蒙古汉子在商业资本消费主义面前的两难选择时,他就创造了民族电影形式的又一个历史。和西西弗斯一样,主人公乌日根一直在作着徒劳的抗争,就像西西弗斯无数遍推动那块该死的石头,而作为意义的石头把一种重复动作不断消解成为无意义。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都和他作对,这是乌日根的想法,可实际上大家都为他好,没有人为难他,没有人逼迫他,没有人作对他,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他走入文明的生活,可是他乌日根不能够放弃草原,不能够认同那种所谓的文明生活,他也恐惧那种文明生活,他一遍又一遍的反抗,结果发现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的、没有结果的。就像西西弗斯推动的那块石头,很荒谬。乌日根的恐惧来自于他的血液里的一种本能:他不能舍弃某种东西,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和别人说不清,他和妻子说不清,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在影片里,马作为一种符号和乌日根形成的是“镜像”关系,甚至马直接指涉了乌日根。这匹马高贵的马可能是成吉思汗战马的直系后裔,它哪里是马啊,它简直就是祖先的灵魂维系乌日根的唯一证明。让乌日根卖掉它,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侮辱它吗?这马所维系的一切对乌日根来说太难言太复杂了,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求买他马的人千万别杀了它。一个蒙古族男人失去了马他能做些什么呢?影片里的乌日根从此便陷入巨大的忧伤和孤独之中,这种忧伤和孤独谁也不能理解,包括他的妻子、孩子、朋友,更不要说商业消费主义语境里的城市人了。他开始喝酒而且喝醉了,醉酒的那一瞬间他在幻觉里看到了他的同样忧伤的白马,乌日根这个蒙古男人开始喋喋不休地向他卖出去的白马诉说着他的苦闷、他的悲伤以及他的梦想。
如果仅仅是卖了马,倒也没什么,问题是在这之后的不久,乌日根在城市里的一个夜总会上居然看到了他的白马(在契约关系上那已经不是他的马):眼睛被蒙上了乳罩,一个肥胖的半裸女郎骑在它身上随着激烈的音乐疯狂扭动。酒客们哄笑着,女郎扭动着,这个时候乌日根突然愤怒了,他不顾一切地冲向舞台试图去保护那匹不再属于他的白马,然后在酒客们雨点般的拳脚下神志不清了,不过他一直喊着的一句话倒是很清晰:这是我的马!为什么乌日根如此怒不可遏,宁才在影片里将乌日根和白马的“镜像”关系处理的十分恰当,在乌日根看来,这匹高贵的白马已经被侮辱,白马现在的境遇可能就是他乌日根将来在城里的全部生活。所以他愤怒无边,即使他被痛扁,衣服烂了,人也鼻青脸肿,但他本能的抗拒将来城里的生活,因为他有一个梦,像他的祖先成吉思汗一样金戈铁马,纵横驰骋。还是他的朋友,那个自称勃儿只斤的后代的画家(在影片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不仅帮他赎回了马,还给乌日根穿上了古代的盔甲,将他和他的马、他的梦永远留在了一幅画中,以满足乌日根的某种幻像。
影片中的白马作为一个符号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一种仪式而存在着,正是由于这种存在才使后草原文化语境下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具体而尖锐起来。乌日根穿着甲胄回到家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又一次迷失了自己,他似乎连自己也不认识了。祖先虚幻的荣耀此时却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的妻子出走了,他必须找回来,找到妻子才能过具体的生活,不管它是草原的还是城市的,而找到妻子过一种具体的生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再一次处理掉他的白马。这对乌日根来说又是一个残酷的抉择,不过他没有办法。影片在最后展示了一个盛大的场面:乌日根请来了萨满,为他的白马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他们唱着古老的歌,给白马披上了五颜六色的彩条,白马在苍凉的镜头里独自向草原深处走去,而乌日根则换上了一身不知从哪弄来的不伦不类的制服,沿着柏油马路落寞的向城里走去,最终,他走向了钢筋水泥般的城市。在这场意识形态的博羿中,至少乌日根的几千年的草原文化被新兴的商业消费资本主义打败了。
影片还没有完,当然,如果这样一种结尾那就显得太仓促了。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宁才肯定让乌日根和白马走向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乌日根过着非鱼非马的尴尬生活,尽管他很不情愿;那匹季风的马也许在蓝天白云下的大草原驰骋奔腾,可是,耐人寻味的是那匹白马却又从草原返了回来,身上依旧挂着做仪式时的彩条,孤独的走在坚硬、平滑、冷漠的柏油路上,它要走向哪里,它为什么要走出草原,谁知道呢?所有的人难道不为此刻白马的孤单与无奈动容吗?宁才做到了,这一刻恰是人类思考的终极问题,和马一样茫然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