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看完龙应台的新书和杨凡的电影泪王子,两者都是关于台湾的,当然也并不是纯粹关于台湾,而是关于中国,因为书和电影里面的人们,他们都不是出生在台湾,他们的家乡都在大海的另外一边.

虽然,我们总是告诉孩子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很多的时候,命运并不在自己的手上,尤其是把小人物放在一个大背景的下面,生和死,往往因为一个偶然.

就好像那些,在49年的时候,毫无准备的来到了台湾这个地方的人们,当中很多人,只因为挤上了那条船,或者被送上了那条船.正如很多人,因为没有挤上那条船只.而这样的场景总是在重复,1975年四月的那一天,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只有四岁的她,被她的爸爸抱著,和她的家人一起挤上了美国大使馆屋顶的直升飞机,她的命运和她那些留在当地的人们从此不同,只因为她的父母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工作.

其实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总是听奶奶在那里唸叨,原来她有一个当兵的弟弟,应该是在那一年去了台湾,之所以用应该,是因为,她也只是听说,因为从来没有人给过她任何确切的消息,以至于以后,当两岸开始可以通信的时候,询问她弟弟的名字,奶奶已经记不真确了.而现在,随着奶奶的去世,这段往事,也就无从提起了.

这样的故事太多,对于大局来说,是一个掌控之中的必然,而对于个人来说,却又是那样的偶然.这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发生着,因为战争,冲突,灾难,原本可以预见的人生成长的轨迹突然消失了.好像那些因为战乱逃离家园的难民们,还有因为天灾突然从现代文明社会,回到了石器时代.

当然,不单单是战争,冲突,和灾难,还有别的,比如我们用'白色恐怖'形容的东西.一个人,因为一句话,一封信,一本书,一篇文章,突然消失了,而且大家不敢谈论和提起,就好像电影'泪王子'开头,那个被孩子们认为,比大卫像还要英俊的美术老师,被当作间谍,扔下了大海,就这样,消失了.尔这样的情形不单单发生在五十年代的台湾,2003年,当萨达姆被推翻之后,街头巷尾出现了无数的寻人启事,还有一个个被发现的无名墓地,我亲眼看着人们疯狂的寻找,曾经不敢去提及的亲人.而对于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文革,反右,四清,土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五十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下,同样有着宣示效忠风气以及告密文化.1953年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为被控为苏联作间谍而判处死刑,不过有关夫妇俩人是否从事间谍工作,到现在还有争议,而一些虽然经过调查证明没有从事间谍工作的科学家,艺术家,依然遭到迫害,当中,包括了刚刚去世的钱学森.

对于钱学森在49年申请美国国籍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相当准确的消息来源,所以,对于他是否当时是否想回到新中国,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毫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学问的人,直到美国政府限制他的研究,政治才和他的生活有了关系,而这样的影响,是再聪明的科学家们无法改变的,而那个时候,已经由不得他选择,留还是走.

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对抗,让个体的公民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因为对抗,因为害怕,所以无法信任公民.那个时候美国担心的是苏联间谍的渗透,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认定自己的失败在于共产党渗透到高层获取了情报,于是,找出不忠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成为最能够维护国家安定的选择.

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没有这样的不安全感,钱学森,还有被称谓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他们的人生轨迹,可能又不是他们所走过的那样.如果没有意识型态的对抗,或者是对资源的争夺,对霸权地位的爭夺,就不会有战争,那些死在战场的人们,那些在战俘营里面的人们,那些因为战乱而家破人亡的人们,他们的命运,又会不同.

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已经是故事,也就是往事.为何要记得这些往事?是因为这些故事毕竟不是爱情故事,放得下,才能向前走,这些故事是放在那里让我们和现在进行对比,,如果没有过去的坏,怎幺直到现在的好.万一看不到分别,那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还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