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是20世纪初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西方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思潮和运动。从母系氏族公社进化到父系氏族公社以后，延续几千年的父权社会一直述说着专制的男性话语。妇女长期生活在缺席和缄默的境遇中。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首创的《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从根源上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认识和批判是渐进的、漫长的。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的男性化偏向就越突出。19世纪中叶开始的自觉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女性日益觉醒。实际上，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喜剧就朦胧地表现了先锋的女性观念，从《驯悍记》到《威尼斯商人》是女性意识的可喜进步，莎士比亚最先探讨了职业女性的可能性。宪章运动背景下的早期传统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经济、职业平等以保障生存权利和人格独立，正如鲁迅所言：妇女人格独立的先决条件是经济独立，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知识女性视角表现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公演后风靡全球，称得上女性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以尖锐的批判锋芒和义无反顾的离家出走主题将早期女性主义运动推向第一个高潮。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而罢工游行，次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上，决定每年纪念这一事件并设定为国际妇女节。经过十年的努力，1920年美国妇女终于获得选举权。国际妇女节的设立标志着女性主义运动从经济发展到政治领域，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1949年问世的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是女性发展史上最经典的文献，女权运动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并由实践向理论升华。《第二性》振聋发聩地宣称：“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变成的”。既然历史发展的单面社会及其文化能够把妇女变成弱势群体或第二性，那么良序的健全社会就可以回归上帝创世的原初正道，重新塑造出和男性平起平坐的新女性，与男子共同分享第一性的荣耀。这不但有理论可行性，而且在并不遥远的将来也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起因于性别平等和男女交往自由，成为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导火线。1968年2月14日情人节，在法国学联的倡议和组织下，拥护男女宿舍之间“自由流通”的造反运动，像野火春风一样燃遍法国。一个星期之后，饱受烦恼的教育部长佩列菲特宣布一个新规例：女生可以在晚上十一点以前到21岁以上的男生房间。可是这种交往只是单向的—男生不许进入女生房间。部长是这样解释的：“男生和女生所冒的危险不相等。女生应有自由选择权。如果准许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等于是叫全体女生都遭受危险。”佩列菲特的让步在某些大学行政人员看起来是过分大胆了；可是学生却觉得完全不够。教育部没有了解到：进入异性寝室的权利只是学生要被当成成人对待的一种象征。其他部分国民所享有的自由权，他们也要有，要有性的自由，也要有结社自由、获知消息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等政治的自由。五月风暴中那些盛极一时的口号，充分表达了学生的迷惘无助和对现实的强烈反叛：“直到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对工业文明的开端的挑战”、“政权决定在街道上，不是在议会里！”“禁止去禁止”、“要作爱，不要作战”。学校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它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成分的工具和武器，生产劳动过程，具有同一的非人性化的属性，而不考虑学生的身体需要和具体欲望，大学的批判精神和文化传承功能也消失了。五月风暴明显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造反有理”的口号则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信条。巴黎大学学生占领了索邦大楼之后，一连三个晚上举行辩论大会，会场内外都悬挂毛主席画像。校门口最畅销的书就是红皮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都不认为青年是一个单独的社会阶级。然而，在1968年的春天，这个不是阶级的群体却异军突起，以自己独树一帜的表现扮演了历史的主角。相继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五月风暴反映了同一动乱时代的骚动和彷徨。痛定思痛才意识到社会需要秩序。如果把《第二性》时代称为女性主义思潮的“现代主义理念论时期”，那么五月风暴以后的70年代就进入到非常激进的“经验论时期”，特点是重视政治性、学术性，颠覆私有制的基础——一夫一妻制。强调性别差异及两性意识形态斗争，主张以女权替代男权仍陷入权力结构之中，导致男女地位倒错的女性优越论。70年代以后女性大有翻身做主之势，对男性实行矫枉过正的报复的代表性电影《塞尔玛与路易丝》（1991）就反映了这种情绪冲动。但80年代至今，女性主义跃升到“后现代不可界说论时期”，温和派逐渐取得优势，特点是以男性理论来解构男性理论，认为女性主义本身难以界说、不能实质化，女性永远处在对抗的边缘，不断颠覆和解构位于中心的权力结构。克隆技术和变性手术甚至使“什么叫女性”也不能界定。波伏娃的“两性差异论”受到来自“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两方面的冲击。新观念认为，性别制度建立在交换关系上，女人嫁汉（而不是娶夫）就是将女性作为信物交换以建立所谓“秦晋之好”式的“血族关系”。因此，禁止族内通婚或“乱伦禁忌”首先是社会禁忌而非生理优育禁忌。女性被压迫的根源是社会性别制度而非经济制度，这种制度还派生出“遗产继承”和“重男轻女”歧视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意识。两性差异的强化为性别压迫奠定了基础并引出了“同性恋禁忌”，使异性联姻成为强制性的唯一合法的性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打破社会分工的偏见，使少儿可有多种性选择和性取向，既可克服恋父恋母情结，又能缩小性别价值差异（女人也可主外从事高智商职业，并养活男人或包二汉），还有助于宽容同性恋，建构更完善的双性人格。总之，他们更认同结束男女敌对状态而通过对话和平共处。1985年法国喜剧电影《三个男人和一个摇篮》就赞扬了男人当奶爸收养弃婴，批评了不负家庭责任的过激的女性主义者。

五月风暴以后，女性学更名为社会性别学。英文feminism的汉译词有“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由于早期妇女运动以争取女性自身权利为主，更宜翻译成“女权主义”；后期以性别的社会研究为主，更宜译成“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学认为，一切传统学科（文、史、哲、政、经、法、伦、心……）只讲了半边故事，都是以男性话语讲述男性意识形态，而女性视角则根本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和理论模式。传统女权主义理论认为，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史分为三个阶段演化：1、从生理差异向社会差异转变；2、社会差异产生价值差异；3、价值差异引出不平等观念。如女人能生育，就该照料孩子，导致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家庭分工扩大到社会分工，女人被绑定在幼儿园、救济所、养老院这些社会服务机构中并未获得真正解放，而是仍旧扮演社会性别角色，从而引出价值差异：男性职业重要，回报丰厚；女性职业次要，待遇微薄，这就引发了一系列不平等现象。人们介绍已婚的女性时，不会说她的姓名，而称她为某某夫人。中国的《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婦”：“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婦主服事人者也”，这是角色规范的语义表征。

1910年设立国际妇女节的初衷自然是为了提高妇女地位，但这未尝不可从女性主义角度阐释为男权统治的一种放宽民主的策略：男性通过开明政治而自我欣赏伟岸气概和儒雅风范，女性则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受宠若惊，其乐无穷。 只设妇女节而不设男子节这一事实体现了深层的男女不平等。男子作为社会支柱和主人，天天都在过节，所以无需纪念性标志。女性在漫长的365天中只有可怜的一天才能扬眉吐气，有翻身做主的感觉。当今世界普遍纪念妇女节，广大女性依然珍视妇女节并从中找到良好的自我满足感，这说明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还遥遥无期，也预示这一追求任重道远。不少女性都为女名人的耀眼成就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于撒切尔夫人、英•甘地的统治神话，或崇拜艺苑、实业、体坛、商界的女强人为偶像。也有人在叶卡特琳娜、武则天这些能够玩弄男性于股掌之上的风流女皇身上获得一种报复性的快感。这种同性崇拜的心理基础是“物以稀为贵”。迄今仍在东方国家久盛不衰的传统妇德诸如“贤妻良母”、“贤内助”等概念本质都是男性话语的延续。男性话语的前提是把女性摆在为男性服务的受动地位来审视，它已成为评价好女人的合法化标准。最能体现好男人雅范的话语就是“女士优先”、“绅士风度”、“怜香惜玉”，这和公共汽车上“尊老爱幼”、“照顾妇孺”的标语同属男性威权话语，即把女性看作第二性别的弱势群体。其潜台词是：我给你优惠、我可以优待你或你被我优待。流行歌曲所唱的“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表面上看是两相情愿，甚至妹妹高高在上，但第一人称的哥哥唱词暗藏言外之意：我既然宠你，就有能力把你捧上船头高位，那么我一不如意也能轻易赶你下船。其语法关系是“你被我……”。最典型的男性话语是对女性的比喻，“花、”“花瓶”之类中外文学用得烂熟的喻体都是男权化的能指，它把女性置于被观赏地位，其所指意味着女性是男人欲望投射的对象，这种对象化的客体已悄然丧失了主体性。然而千百年来女性都浑然不觉地乐于充当讨男人欢心的“花”。今天女性主义最重要的话语革命就是要把“我被……”的语法颠覆为“我要……”。

女性主义的最新理论有两大体系：本质论和构成论。

1、本质论的显赫成果是成功修改法律。她们对男权法制的批判集中在与两性相关的强奸法和色情法上。法律确认强奸有两个必要条件：暴力、不同意。这种法律有性虐待的实质，它意味着暴力性行为本身不犯罪，只有当对方不同意时，暴力性行为才构成犯罪而受制裁，这说明法制允许一定程度的性暴力。施暴与受虐关系是男性权利的写照：统治与顺从、强求与同意。而且，是否同意性要求不取决于被动方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其性身份。施暴者对妓女、浪女或妻子的暴力性行为通常不被认作强奸，因为“性角色”规定她们应该顺从对方契约型的性行为（比如1988年的美国电影《被告》中强奸浪女莎拉案）。法律只根据社会关系来判断受害人是否应该同意性行为，并非保护弱势方的利益（比如《悲惨世界》中妓女芳汀的命运）。婚姻允许强奸，因为“自愿”、“同意”在婚姻关系之内已失去意义，法律对强奸的惩罚建立在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信条之上。女人的性和身体是属于男性的，处女属于父亲，妻子属于丈夫。男人对未婚女性使用性暴力，侵犯了父亲的财产权；对有夫之妇的性暴力侵犯了丈夫的财产权。强奸法的本质就是维护男性利益的。这种观念引出了“强奸未遂”的怪论：以女人性器官是否被侵犯作为已遂或未遂的标准。其实遂与不遂对女性心理的伤害同样巨大。经过女性主义者的顽强努力，法律改造出了“婚内强奸罪”等新条文。过去，“色情法”对淫秽书刊的定罪是“伤风败俗”的道德论罪，例如1857年轰动文坛的法国法庭对两位作家福楼拜、波德莱尔的审判。女性主义者认为，淫秽书刊是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性行为社会关系的感官化、图解化，作为视觉暴力和女性身体歧视，应该从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政治上论罪。

2、另一种女性主义以构成论反对“男女平等”的说法。认为追求女性权利就会堕入男权个人主义的怪圈。她们力求论证性别角色与特征由性表现决定，破除男权制度的有效方法是男女混装，一旦打破了衣物、妆扮、发型、举止的性界限，人们就会从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男性学者加入到女性主义不断壮大的行列，女性主义不再是一个清一色的严密的思想体系，它逐渐繁衍成一个充满矛盾张力的变动的对话系统。

什么是女性主义作品？如何界定？

1、女性创作的不一定是女性主义作品；

2、以女性为叙事视角的不一定是女性主义作品；

3、以女性为题材的不一定是女性主义作品；

关键是看有无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话语；

比较两部电影片头就可分辨女权主义文本与女性主义文本的天壤之别：希区柯克的《眩晕》（美国1958）、坎皮恩的《钢琴课》（澳大利亚1993）。《眩晕》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窥淫癖类型片，对女人的轻蔑和憎恶之阴暗欲念占据了希区柯克头脑几十年，因此，他常成为女性主义电影的首要攻击目标。用全息分析法看《眩晕》片头，可将其作为全片内容的浓缩：一个女人的美丽脸部特写，然后是嘴，接下来是眼睛；演职员表从眼睛里螺旋状（像漩涡）呈现出来。眼睛代表欲望（望眼欲穿），漩涡代表犯罪（浴室谋杀案血水流向下水道的漩涡暗示犯罪及掩盖），影片中的楼梯、女主角（罪犯）的发型都像漩涡。片头的含义：眼睛偷窥犯罪（非礼勿视），其根源是嘴（贪婪）的欲望（万恶淫为首），但一切都被女人美丽的脸（色迷心窍）掩盖。掀开美丽的脸，看到女人淫乱贪财、杀人越货之罪。这正是男权主义电影的基本思路。

《钢琴课》开场第一个镜头是模糊的五支条状黑影，镜头推近后，看清楚五根手指遮捂着女人的脸，眼光从指缝间射出，表明女主角艾达拒绝成为男性窥视和猎取的对象，不愿成为好莱坞电影中供男人观赏的花或花瓶。她要睁大眼睛去发现并俘获自己心仪的男人，她宁愿作主动出击惹是生非的发起人。露面与遮面的矛盾是男权文化压制下女性采取的叙述策略和话语：“我在，故我选择看而不是被看。”镜头语言由被动句式转变为主动句法。观众看到的不再是作为男人欲望投射对象的色情奇观，而是独立女性追求浪漫情怀的坚定的人生意志，是自尊自强的新型女性人格。艾达未婚而养育私生女，被认为无才无德而与父权不和，父亲把她当包袱远嫁新西兰富豪。19世纪的新西兰是流放犯、冒险家和土著生活的蛮荒之地。艾达同意远嫁穷乡僻壤绝非屈从父命而是主动逃离父权压迫，把握住机会漂洋过海去寻找人生之路，哪怕前途荆棘丛生、吉凶未卜。她后来弃绝了父亲给她安排的文明的丈夫，自主选择了中意的野蛮情人，这正是对男权主义文明的反叛，她要建立一种从女性欲望原则出发的新话语新秩序：我“需要”男人，而不是我“接受”男人。艾达的行为动机颠覆了好莱坞电影传统，她把“我被……”的电影语法句式改写为“我要……”为了坚持“我要”，艾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被文明丈夫野蛮地砍掉了一个手指，但得到了野蛮丈夫温柔的爱情。争得了人生自主幸福以后的艾达，恢复了说话的意愿，敞开了自闭多年的心理空间。

回过头来说，历史将女人变成第二性也不是没有必然性与合理性。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提出了著名的创造论而非进化论史观：一切历史都与上帝相关联。没有上帝的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到地上。《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上帝先创造宇宙和世界，条件成熟后再创造人类；先创造男人亚当，后用男人的肋骨创造女人夏娃。创造的秩序不能随意颠倒。上帝给男人的角色定位是“耕种看守”家园，给女人的角色定位是“生养”和“帮手”。男女结为夫妻以后的关系是：女人要恋慕帮助男人，养育子女；男人要建设家庭管辖妻子儿女。所以，男人第一性女人第二性是上帝的旨意，是史前就计划预定好的，妇女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然，自从人类犯罪堕落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社会历史发展就偏离了上帝的真道，女性被男权文化贬低和压抑日益严重，还是可以伸冤调适的。既然单面社会把妇女变成了弱势群体，那么有着良好秩序的健全社会就可以回归上帝指引的正道，重新塑造出和男性平起平坐的新女性。只有当女性自觉到不需要特定节日的时候，只有当多向度的人取代单向度的人的时候，妇女节才会自行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妇女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设立妇女节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取消妇女节。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大胆猜想新人类的终极理想是拥有多种性取向、性功能的双性同体乌托邦。这也是想得到做得到的、玄想与操作合一的。女士们应该信实地生活在梦想中，因为人类曾有过两性关系的美好童年时代，必然会达到更高级的心想事成的乌托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