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说法，在当今的年青人中很流行。前一阵，报纸和网络为此争得沸沸扬扬。本人愚钝，不明白这一说法有什么文本依据。

《白毛女》是红色样板，创作于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的年代。笔者不了解创作过程，但以红色宣传的常识判断，在当时，让黄世仁娶喜儿，让敌对阶级的人结婚（哪怕仅是有结婚意图），这叫“阶级调和”，是一种足以开除党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那时的编剧，决不会如此设计。记得芭蕾舞剧《白毛女》（题头图）电影里，喜儿是被抢去作丫环，受到地主婆虐待，然后逃进深山，成了“白毛女”。既然原初文本中，黄世仁从未有过娶喜儿的意图，白毛女要嫁黄世仁这个“嫁”字从何说起？如果大家要讨论或争论，是不是改为谈谈白毛女应该侍候黄世仁作丫环，或者，当他的小老婆？

我们现在喜欢谈论中美的不同，这就是一条：美国人很注意文本字面意义的精确性。

《南方周末》１０月１５日那期有篇文章《约翰逊博士和他的词典》，里面有个美国法官咬文嚼字的例子。出版商的律师声称，美国宪法所说的“限定期限” （limited Times） 的版权，因 limit 一词有终端之意， “限定期限”就意味着将期限两端钉死，不可缩短也不可延长。法官翻出１７５５年出版的《约翰逊词典》——这应该是美国建国之父１７８７年制定宪法时所用参考书——指出字典所用的解释“限定”的动词，只是绳子围一围或笔尖圈一圈，没有钉死这般僵硬。法官判出版商败诉。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这不单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在长期的法治过程中，法律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上文所讲的大法官那种咬文嚼字的劲头，其实在商务谈判和外交对话中，甚至日常玩笑里，都是经常见到的。

也是和法治传统有关的另一不同是，美国人的表达，节制而相对缺乏感情色彩。

１０月１９日，我国商船“德新海”号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二十五位中国公民成了海盗勒索赎金的人质。按某些媒体的说法，事件“再次引发国人对这群穷凶极恶之徒的痛恨与关注。”一群铤而走险的贫穷渔民，本质上与《水浒》里的剪径蟊贼差不多，他们犯了罪，他们没文化，他们行事粗鲁，但通常还是肯放人的，只要拿到钱。如果这算“穷凶极恶”，希特勒的集中营算什么？这类词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现代英文中极少极少见到类似用法。

读者可能记得，今年４月初，索马里海盗曾劫持一艘美国商船。《纽约时报》４月１３日关于美国海军特种部队击毙三名海盗、救出人质的报道里，“海盗”一词之前，一个形容词都没放过，更不要说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形容词。

《史记》里有这么个故事。有人盗先帝庙坐前玉环，按法律应当腰斩弃市。汉文帝大怒，要灭其人之族。廷尉张释之免冠顿首谢曰：依法处罚足够了，否则，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暗指竟敢盗先帝之墓），如何处罚呢？汉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汉文帝在这里可以代表人治；廷尉张释之则代表了法治倾向。法治倾向使他说话和处事合适有度，而不是情绪激动地随意上纲上线。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是法学界人士首先提出：是什么罪就在判决书里写什么罪，少写“罪大恶极”之类的话。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本文谈了中美间言语表达上的两个常见不同。当然，对内说话，不妨坚持“中国特色”。虽然《白毛女》是家喻户晓的革命神话，懒得管它的文本原义，不管就是了。讲起话来动不动感情色彩很强烈，我们也习惯了。不过，随着我国经济因对外开放而不断发展，我国文化和媒体现在也要提升形象走出去。正如邓晓平同志所说，对外开放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文化走出去，主要也是做美国人的工作。在英语世界有了影响，自然会辐射到其他语言。做民众的工作，毛择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归纳出两句话，叫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外工作的好处是不必关心他们的群众生活，省了很多事；但难处也在这里：你不能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来树立威信，你只能非常注意工作方法，非常注意说话方式。这就意味着向美国人说话的时候，要特别留心法治美国的不同。

（本文已于１１月５日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