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从岳父母家中到中文大学，虽然交通方便，但去来要两个小时，这在香港这样的大城市来说算方便的了。去来的公共汽车和地铁上，我用读书来打发。十来天在交通工具上已读了近三册书，其中一本是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这个天才的束星北如果生在民主国家，将会有何等惊人的发现，我们不敢作过多的预测。但他在我们这个国家，只能遭受几十年的无妄之灾，一系列的整肃，真可谓不忍目睹。最终残存苟活，得以终年，算是对这个政府对你的“恩赐”。书中被学生检举、批判、谩骂，上纲上线，真可谓四九年后大陆上的人们“特别创造力”。书中“分子”很多，其中对束星北的称谓就不少。如嫌疑分子，反革命分子，复杂分子等，不一而足。

没有做过详考，不知分子一词始于何时？但分子在四九年后的大陆特别多，是个不争的事实。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富农分子，地主分子等，什么东西都可以加上一个“分子”而轻视之，侮辱之，从而使对方陷入自辩不清的境地。余英时先生有感动于知识分子的滥用，而主张用“知识人”来取代这种称呼。用“分子”来代替各种有血有肉的人，表面上只是一个称呼的变换，其实这里面有许多价值观的判断。视你为“分子”变将你打入另册，视为“异类”，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这是在一个社会里公开地制造歧视，而这样的歧视带来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换，包括上学读书受教育的权利也由此不平等，可谓歧视无处不在。而一个社会居然对这样公然的歧视视若当然，视为正常，真是太不正常了。

如今，似乎没有歧视性的分子一说了，但这样的历史怎样忘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人，面对这样多的灾难，竟然没有像样子的著作出笼，除了拜我们的极权政府之赐以外，也与研究者的急功近利和内心恐惧有深刻的关联。四九年的诸种灾难，每一个灾难小缺口，都可以写成一部或者数部博士论文，或者让世界震惊的专著，但中国各高校各个研究所，拿着诸种研究经费的人，却从来视这些灾难若无睹。只有让民间研究者在没有经费支持，无从查阅资料的情况下，进行艰难的梳爬，而且还遭受各种制约与恐吓。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消弭，当政者希望藉此让民众忘记他们血腥统治的历史。但是作为我们这些曾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解决自己生活困难以后，应该想到把这一切逐渐地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在这方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与宋永毅兄等合作出版的上亿资料的文化大革命光盘及索引，可谓功德无量。希望有更多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把自己经过的灾难回忆或者写出来，把看到的资料整理出来，积少成多，使我们灾难的历史，在目前不自由的情形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以便实现我们社会将来在真相与官方道歉下的和解，从而使我们这个民族不处于急急惶惶之中，而最终走上民主自由的正轨。2008年2月13日8：04于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