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和朋友湖边聚会，座中有一人谈及时局，问我：“国外有没有抵制行动？”

“当然有，比如抵制中国纺织品，比如抵制皮草大衣……”

“这些行动都是经济目的，有没有以政治目的进行的抵制行动？”

……

我的朋友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博士，不会对时事政治太不关心。但连他都认为国外没有“以政治目的进行的抵制行动”，可见对抵制行动这种本来是民主建制的抗议形式，国内某些知识分子有多么大的误解。回来后，我把我所了解的抵制行动的历史铺衍成文，供识者参考。

必须说明的是，因为工作繁忙，行文仓促，来不及查书，文中很多材料来自Wiki英文。众所周知，Wiki网站的材料不可尽信，但Boycott辞条由来已久，相信其中浮杂不实之处已尽去之。

抵制Boycott这个词语港台音译成杯葛，当年我们在大学学英文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人名转成具体名词的例子，就像汉语中前两年流行的“做人不能太凯歌”。

英文中的这个“凯歌”，是一个名叫Charles Boycott的上尉。1880年代，他作为厄恩伯爵在爱尔兰梅奥郡（当时爱尔兰全境尚在英国治下）的房地产经纪人，拒绝接受租户要求降租的要求，还把他们一脚踢出了门。

“爱尔兰土地联盟”的Charles Stewart Parnell，在他著名的一次演讲中因此提出：租户不应该诉诸暴力，而是应该每个当地人都拒绝和Boycott作任何交易。尽管租户们起初因为抵制行动遭受了经济上的困苦，但很快Boycott也发现自己被社会孤立了，他的农工都拒绝在田地和马厩为他打工，甚至当地的邮递员都拒绝给他邮递信件，但没有人试图伤害Boycott本人。

抵制行动在庄稼收割时节达到高潮，在1000名警察和士兵护卫下，50名（亲英的）奥兰治兄弟会成员自愿来帮Boycott收割庄稼，但代价是惨重的：为警察保卫所付出的费用，远高于收割带来的经济收益。

当年，这一行动传遍英伦，《泰晤士报》在1880年11月首次开始采用这种“做人不能太凯歌”的用法。至次年1月，该词已经被广泛应用。而此前的1880年12月1日，Boycott已经带着家人灰溜溜地回了英格兰老家。

从形式上看，这次抵制行动是经济原因，但考虑到当时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长期背景，这一行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政治原因。但为了避免太过自由心证，我们还是把这次抵制行动视为“纯经济原因”的抵制活动。

尽管如此，历史上还是有很多的政治抵制活动例子的，我在这里引用Wiki中提到的资料列举如下：

1.尽管Boycott这个词本身还没有出现，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曾抵制英国产品；

2.1830年，美国的全国黑人大会建议抵制黑奴制造的任何产品；

3.印度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圣雄甘地号召印度人抵制任何英国产品；

4.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曾呼吁抵制日本产品；

5.1920年代，因为福特汽车公司老板亨利•福特散布反犹言论，犹太组织抵制亨利•福特的产品；

6.1933年，在美国、英国、波兰和立陶宛等地的犹太人为了抗议纳粹暴行，曾抵制德国产品；

7.以色列成立和数次中东战争后，阿盟成员都曾抵制以色列、以及与以色列做交易的公司；

……

所以，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看到抵制两字甚至看到MSN上挂出的红心就条件反射出“狭隘爱国主义”、“爱国贼”，实在是思想上的偷懒。把任何事物不加具体分析地贴标签并绝对化，我想并不妥当。

我们可以讨论家乐福其实不应该是抗议的针对对象，或者计算抵制家乐福的经济成本其实不合算，或者担心抵制其实反而会自取其辱，再或者可以建设性地建议如何理智地进行这样的抵制活动，如何才能在抵制活动中不干涉他人进家乐福购物的自由……但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自己的决择，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经过论证，强行代替他人思考，直接说其他人的决择“愚蠢”。

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是担心抵制活动最后演变成肢体冲突。但我要问的是，如何才能防止这种暴力冲突，是站在他们对立面白衣飘飘地骂抵制者“愚蠢”，还是站在他们身旁，理解他们的愤怒与反应，建议他们如何有理有节，让这些抵制活动更民主更自由？

最根本的是，这是抵制本身之误吗？如果你认为抵制可能会造成肢体冲突就要骂抵制者“愚蠢”的话，那下次别人说“直接投票选举可能造成大量买票、黑金政治”、“直接投票选举必然导致民粹政治、多数人暴政，中国不适合搞直接投票选举”时，你又如何为投票制度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