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旧闻吧。

1997年11月1日，江总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觉得回答美方事先通过电子邮件收集的问题不过瘾，临时决定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这时，一位美国记者问江总对演讲大厅外抗议人群的口号声作何感想，江总说：“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是我的耳朵还很好，我刚才演讲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外面抗议的声音，我想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江突然提高声调）我的声音要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第二天，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江总这最后一句话上。

一年以后，1998年6月29日，克总在北京大学演讲。现场一位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问：“我们的国家主席访问哈佛大学的时候遭遇了抗议示威，今天您在这里作客，如果也允许向您抗议示威的话，您会作何感想？”克总说：“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抗议者中间去，听取他们的想法，事实上，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经常遭到人们的抗议。”结果，当天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这一问一答均只字未提。

在中国领导人中，江总以多才多艺、长袖善舞而著称，其模仿方言的能力更是无人出其右，几乎见什么人就能说什么话。如此擅于沟通的国家元首，在西方媒体面前也力有不逮，一次是在哈佛大学，一次是在华莱士面前，估计这两次江总都非常不爽，否则不会有后来在香港记者面前动怒时还要拿华莱士说事儿。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翻出陈年旧账，只是想说，10年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还没有学会怎样与外部世界交流、怎样听取不同的声音，那么，在中国社会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在对外沟通、树立国家形象方面也有所进步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314事件以来的政府表现。

2008年3月18日，温总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字斟句酌地说，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拉萨314打砸抢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这就更加暴露了达赖集团一贯标榜的‘不追求独立、和平对话’是一片谎言。伪善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对温总的话，外电的报道通常是，“中国政府将拉萨暴乱归罪于达赖”，但，紧接着总要加上一句――“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it has provided little or no direct evidence）。同样，在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通报在拉萨寺庙中发现武器弹药的情况之后，西方媒体仍然认为中国政府提供的事实并非指控达赖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在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美国，要想说服公众“藏有武器弹药”与“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实在不太容易。

我们再来看看达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同一天，就在温总的记者见面会后，达赖就在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用一贯平静的语气，说自己一贯主张和平、不谋求西藏独立、从来不主张抵制奥运、没有组织策划西藏的暴力活动，如果西藏的暴力冲突恶化，他就要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里的职务。十天以后，3月28日，达赖又在致全球华人的公开信里“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先是用辞职表明自己“清白”，然后用公开信的方式向“汉族同胞”表明心迹，最后是要求通过第三方查明真相。这就是达赖的危机公关策略——这样说，也许还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达赖及其身边的团队对运用这样的策略早已烂熟于心，甚至根本已经成为达赖的处世方式，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他的“习惯性思维”。正是靠对西方媒体的运作规律和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洞察，也许还要加上自身适度地调整，达赖与西方政府、媒体、公众相互作用，从一个过去与西方民主概念背道而驰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主“达赖”，成功转型为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极富人格魅力的流亡宗教领袖“新达赖”。从此，西方社会对达赖形成了高度统一的认同，“那就是达赖喇嘛在为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一直呼吁以宽容和相互尊重为基础，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给达赖的颁奖词）。在314事件发生后第一周的《时代》周刊，封面人物是达赖，并配有长篇专访，内容当然完全有利于达赖；今年五月，《时代》周刊揭晓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达赖位列第一，胡锦涛第六、布什第七（位于第二到第五位的是普京、 奥巴马、 希拉里、麦凯恩）。

凡此种种，并不是要说明达赖真的就是西方媒体中的“达赖”，而只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达赖”在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论这种形象是否合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诋毁”这样的形象绝对不是简单的指控就可以奏效的。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指控达赖，又不能马上拿出令西方社会信服的证据，其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达赖及其团队成功化解危机，直面指控，直面公众，其运用策略娴熟得当，已成“习惯性思维”。而中国政府在处理314事件时，也是在“习惯性思维”的惯性下决策的：习惯性地阻止外国记者进入，习惯性地试图控制国内外舆论，习惯性地运用批判语言指控达赖集团，在西方媒体一致“歪曲真相”的情况下，又习惯性地组织媒体报道。其进退失据，堪比闭关锁国时的中国。

尽管从常理也可以推论得知，中国政府方面不可能在“两会”刚刚结束、北京奥运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故意挑起事端，更不可能在拉萨发生骚乱时故意激化矛盾、扩大事端，相反，这一刻恰恰是政府在民族矛盾方面最最克制的时候（中国太需要奥运了），因此，如果在面对外部世界采取策略得当，314事件有可能成为一次向西方社会展示藏独极端分子暴行、揭示达赖集团内部权力和诉求分化、甚至逼迫西方在藏独和反恐之间作出选择的最佳时机（当然，可能同时暴露现有的一些民族矛盾），然而，这样的机会就在我们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中丧失了。也许此次政府在应对314骚乱时已经非常克制、忍让甚至迟缓，但西方媒体仍然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一边倒地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导向。这种在“习惯性思维”指导下的决策，损害了公共利益，妨碍了国际社会了解事实真相，与后来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波折直接相关，但正因为这样的决策符合“惯例”，所以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证据的缺失、真相的虚位，成为我们在314拉萨事件中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致命伤。 我注意到，《财经》主编胡舒立在4月28日发表的《奥运火炬、家乐福和汉藏团结》一文中，含蓄地写道：“中国政府反复申明，‘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此一事件经过了有组织的精心策划。这些证据可继续公之于众，而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入的调查，将有利于阐明真相，鉴往知来。”此时距温总讲话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尽管此间也有很多人认为禁止外国媒体采访有利于政府控制局面，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停留在信息封闭年代的陈旧思维，这种以为政府可以控制舆论的僵化思维，最终损害的正是政府公信力和国家形象，而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胜枚举。

达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这不是什么秘密，跟达赖打了几十年交道、自2002年以来代表中央政府与他的代表谈判了6次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不是策略地、理性地、有针对性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是用“充满谎言”、“铁证如山”、“一小撮”、“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样的字眼去攻击一个在西方公众眼中“公信力”明显高于我们的人，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引号中皆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用语，并非摘自文革用语）。如果1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只能用“达赖：人面兽心的豺狼”（3月21日《西藏日报》评论标题，注意，是2008年，不是1968年）这样的说辞来泄愤，最终能取信于谁呢？

说到上述引号中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汇，实在让人不吐不快。一个图谋和平崛起的大国，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以文字为文化精髓的国家，其外交语言竟如此贫乏，而背后透露出来的战斗逻辑和冷冷杀机，让人不免绝望。说到这里，且容我讲另外一则旧闻。

2005年某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用了这样的话：“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图片总监贺延光看到以后立刻提出批评，认为“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 这一批评得到中青报大多数人的认同，评论部主任李方甚至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详见李大同《 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的信》，2005年8月15日）

我在想，如果“姜瑜”（非指其本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她的答记者问就是发表在该报的评论，贺延光毫无疑问会批评吧，我感兴趣的是，李方会怎么说呢？

可惜李方已经不在中青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