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妇陷入命悬一线、无法自己做主时，谁来保护她的就医权利？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这个条例规定的各种情况，以我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够严谨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例，让医生及其上级领导们理解为，只要病人家属在场切不签字，医生们就不能进行应该进行的手术。

就字面意思而言，我觉得责任是很容易推定的，在这起悲剧中，医生们“无法取得患者意见”，他们的确应该“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但条例还有一个弹性规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在患者家属在场却不同意签字时，也是一种“其他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那么，经治医师是否提出医疗处置方案之后向上级领导请示呢？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只知道医生向上级请示了，但不知道其有没有提出处置方案供上级选择决定。

上级领导在不在现场，不了解真实情况中，只能根据他的常识判断，家属在场不签字，确实不能让医生强制进行手术。

条例中规定的是要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医疗机构负责人是院长（？），院长在现场，但他也只是劝，或向上级请示，那么也可以表明，他不是“被授权负责人员”，他再请示的上级，通过媒体报道，又请示了他的上级，这位上级最终决定“家属不签字，不能动手术”，那么，这位做决定的上级，就是“被授权负责人员”，正是他的决定，导致医生不能进行手术，导致孕妇死亡。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接受，那么，经治医师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他没有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其最终决定的上级领导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在没有看到处置方案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草率的决定。

单纯从这个条例的规定看，我们的法治是够完善的，可是，仍然有人为此死去，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人们对条例的理解。

虽然我对法律了解甚少，但也听一些学法律的人说过，我们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大陆法系，是成文法，与此对应的是英美法系，判例法。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的法律是贤人们在其高尚的道德感的驱使下，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规定了各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对现实的纷繁复杂的深刻了解，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条例中都有一个弹性条款，以应付出现意外时的责任分配。

这就涉及到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的问题，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文字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文字都是中性的，中立的，但每个人都是首先从自己的立场或利益出发来理解文字。所以每个人最后的判断都是主观的。对于法律这种规定人们的责任与义务分配的文字，人们的理解在不同的情况下更加会差距巨大。这是成文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使得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避免风险，在法律上不承担更多的责任。

如果是判例法，就不会有这种缺陷，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常识来判断，最终出现问题，在法庭上进行判决的，也是拥有相同常识的陪审团。（我不了解法律，判例当然可能会有其他致命的缺陷）

由于是根据对文字的理解进行判决，所以法“官”的两个“口”就能够说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这种不同的结果又混淆了人们的常识，使得人们的常识几乎不起作用。

出了违背常识的悲剧，人们说，是条例规定的不全面，应该增加新的条例，但仍然会出现新的预料不到的情况，也仍然会有人以生命，推动人们对法律的理解。

是条例害死人吗？

是我们对文字的依赖害死了人。

为什么会如此依赖书面文字？

是什么人在制订法律？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用文字写成的文字作为司法的依据？

我仿佛记得，法律是对社会行为的约定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的法律是圣人制订的，是以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为目标制订的，是希望大家遵守后使社会接近大同的。而不是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时的行为进行的约定。

当然现在的很多法律是借鉴了别人先进经验而定的。

但仍然不是人民之间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