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命运多舛的圆明园面临一场新的劫难。这一次，并非来自乱世兵燹，却是以盛世重建的名义。

早些时候，有报道披露，圆明园复建工程相关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明年上半年将率先复建长春园宫门项目。近日，又有中国圆明园学会原副会长汪之力“呼吁”，应按照现行规划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景观，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所谓的“现行规划”，指的是2000年9月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规划在手，这位专家理直气壮地认为，规划是国家法律，“必须积极执行，不能否定、拖延和不作为”。（见10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对此，曾多次前往遗址踏勘残迹的姚远先生提出反驳，认为该规划与2002年修订的《文物法》第二十二条冲突，应当重新审查。（见10月25日《新京报》）实际上，我认为这份规划根本谈不上是法律，而只是“原则同意”的一个方案。当年国家文物局在“原则同意”基础上，对规划需作必要调整的地方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其中包括进一步明确“遗址”的定义、范围等等。批复特别指出“遗址公园范围应包括圆明园遗址的全部”，而该规划的范围小于原址，应予以调整。

更重要的是，批复明确提出：“请你局组织规划设计单位对规划作必要修改后再报我局。我局将就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问题向国务院专题报告。”很明显，这些程序没有走完的话，规划就只不过是一纸草案。

抛开这一规划方案，更可以看到，针对圆明园这一特殊历史文物，任何形式的重建工程都将宣布圆明园历史意义的终结。到那时候，圆明园不仅是肉体上被消灭，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死亡。

圆明园不同于其他文物，通过复建或名称沿用能够产生什么“移情”作用。这是因为圆明园的精神意义远远超乎其物质实在。圆明园的惨痛历史大家都知道，不必多作介绍。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英法联军那一把火，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公然侵掠，也是一个先进国家对另一个落后国家的公然示威。那一把火，惊醒了犹在老大帝国睡梦中的清王朝，进一步激发了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西方化进程的自觉意识。且不说这一进程至今尚未结束，即便今日中国已全面现代化，到处断壁残垣的圆明园依然有着重大启蒙意义。这种精神资源，又因其身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而意义更为显著。

换句话说，圆明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曾经象征一个帝国的文治武功，而在于它遭遇兵燹之后所产生的精神力量。相形之下，复建圆明园毫无实质意义。试想，重建后的圆明园（即使是部分重建），那些新建筑物能代表什么？显然，这些新建筑（即使再怎么努力地去仿古）既代表不了曾经的圆明园，更不能让人念及那一段痛史而怆然泪下。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想不会有人看到庞贝古城近乎废墟，便觉得应当重建一新。因为那样的话，这座古城就再也不是两千年前的庞贝城。同样道理，如果大家觉得重建庞贝古城的想法很滑稽，重建圆明园不也一样的荒谬？这也是为什么埃及人修建阿斯旺大坝的时候，宁愿动辄花几千万美元，将当地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切割成块，然后再按原貌复原，而不是拿这笔钱另行复建。

最后重申，我不反对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现有文物遗存。但我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重建工程，因为那等于宣布圆明园精神意义上的覆灭。

200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