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走了四十余公里才走到他的小铺子门前的。

　　我问他：“不忙啦，没活儿？”

　　那时候他正独自蹲在门前一块大石上，手持电话，仰起头，脖子伸出老长，好象在吃力地捕捉来自天边的电信号。

　　“没，没活，天天这样儿……”他紧忙应着我，放下手里的电话，道：“给家里打的。”给我的感觉，他就仿佛时刻守望在路边，等待天际线上驶来的长途汽车。

　　我走进他的铺子隔壁的一家饭馆，是中午时间，巧得是叫我赶了个准点，可以少有地按时进餐一次。

　　他也跟了近来，大概看我是个热情的过客。这个是我最近才学会的，在寂寥的大草原上，作为同类的人于人之间似乎少了许多戒备。我学会了逢人招呼，见人露笑，根本无须发起一场颇引争议的“让我们拥抱”的运动。

　　我叫了一碗最爱的攸面，又点了一份苦菜拌杏仁。他则坐于旁边看饭馆的电视，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了攀谈。

　　当我问他是不是当地的农民时，他说：“不是，是个体户。”我多少明白点这里的人口结构，就点破道：“还是农民嘛，不是牧民，是种田的。内蒙汉民……”他似乎还想作些解释，我没有容得他抢白，我说：“是退了田的，又干起了小生意，不是么？”

　　他没有再吭气儿，只剩尴尬地笑。开始我以为他是甘南一带来人，清瘦，皮肤白皙，眉眼透着精明，就问过他，他否认了。接下来，话锋叫他给占了，我就只好低头吃饭，他却一峰接着一峰地问这问那：从哪来呀？干什么呀？草原又有什么意思呢？最后又为我骑车千里来了他的家乡，唏嘘不已！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难免落入套路——几乎和每一个见面的农民谈话，三句必然诉苦连连。其中心主题又都是一条“上头政策好，下头的干部腐败呀！”要么就是“经全叫和尚给念歪啦，妈的！”这样的情景从出北京的河北，到山西的大同，再到内蒙古大草原，好象所有的农民都串通了一气，口径出了奇地统一。我亦学会了应对，退耕还林啦，退牧还草啦，国家补贴若何若何，牧场植被若何若何。甚至连山西小煤窑的矿主子都说一样的话，发一样的愁，骂一样的脏字……

我单刀直入道：“只聊聊你自己的事儿吧。”

　　他姓党，杭锦旗人，距离这里120华里。是我前晚上住过的地方。退牧后，他着实徘徊了几年，年岁从弱冠窜过了24，他心里就慌了，娶媳妇要钱（现在还没有对象）；侍侯老人要钱（老爹老娘在盼），更要紧的是，他对我十分真诚地说：“人活着这样哪行？过得了今天，明天咋办？”

　　我问他怎么没出去打工，不是村里年轻点的都走光了吗？他说，他还不适应那样，离不了家乡，离不了老爹娘。从语气里透着孝子的质朴。

　　“我学了汽车修理这手艺，就找到这儿干起来了。现在月挣约莫三千二千的，送回家里，还有弟妹上学。”

　　我问他自己可够花，他感叹道这里有甚可花的？除了过路的，还是过路的，抬头笑笑低头就走各自的路。

　　那时候他和我说着话，边去逗弄“蒙古”（我的随行伴侣猫），“嘿嘿，好玩儿，咪咪，真好玩……”我看出了他身上的孩子气。接下来话题又似乎要转到乡里镇里对农民补贴的克扣了，我忙说：“还是说你自己的吧。”这些日子和农民们聊天总是说到这些，好象天生一幅怨民心肠。

我是想听些更新鲜的，具体的。

　　“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很简单……”小党接了说——小时候，我们在旗里上学，我误以为自己也是个城里人，后来长大些，懂了些事理，就知道了人和人的区别。后来学没有上几年就回了乡下务农。我们那些同学里现在还有在你们北京上了学，后来又在北京工作的，和他们一比，天上地下，人就这么着给划开了……其实我也不是嫌贫爱富的那种人，我只是爱咱乡里罢了。

　　小党离乡背井在外修车三年，钱没有挣多，倒是挣了些回头客。这些回头客很够意思，每每毛病不大的就坚持把车开到小党这里修，最长久的已经交往三年。这些司机不亚于小党的养身父母。说起这些人，小党很自豪。还有一件事情是小党几番对我说起的——前年，他拿自己挣的钱买了些树苗，种到沙地里，精心维护，如今业已成形。可是一个麻烦叫他气愤不已。“那是我自己的一份爱心，是为建设家乡做的贡献，开始是自愿的，没有想要什么赚，但是现在眼看着树起来了，问乡里要点树苗钱，就两三千元，乡里也不给。这还不算这些年我养育树苗投入的人力和钱，还有操的那份心。这些狗官，不识良心啊。”

　　小党如今还一人，找个对象很难。问起如今靠圈养生存在乡下反映如何？小党说世事总是不公道，看起来如今退牧还草了是个好事情，我们没有不这样认为的。问题是表面掩盖下的东西有谁去过问？沙少了，树多了，官僚们脸上有光——我把小党所说有“有光”理解为“政绩”）——可是负担全倒给农民们了。

　　“不是听说给每亩地补六头羊呢，还是温家宝答应的。”我插言道。

　　“那不知道是那个旗，反正我们没有见到。”小党说。到底是上过学的孩子，说起来滔滔不绝。我现在回想一下，把小党的话总结出这样几点：

　　一、政策好，但也浮华。报纸上有了业绩可夸，官员们片面追求地方的政绩，在联合国相关组织面前显得冠冕堂皇。

　　二、农民做了垫砖，分的那点补贴不够活下去。实行圈养后，农民的负担加重，得有人力外出割草，还得去种植新草，作为饲料还得做一定深加工，一年这样下来，再补几倍的也挽救不了渐趋衰颓的生活水准。

　　三、羊绒产业从光明转入黑暗，既要限制，牧民又要以此为生，黑收购、黑加工由此泛滥。

　　四、大量人口外流，好点的打工为生，但维系不了家人生活；差点的干脆外出流浪，成为新的“游牧”人口。社会不安定性大大增加。

　　五、地方基层官员的克扣现象严重，专款不能专用，却强调用于村务、镇务、县务费用，这已经引发普遍极大的民怨，不可对此坐视无睹。

　　值得说明的是，小党所说“流浪一族”，在我之前其它地区的了解中，知道是一些农牧民在圈养实行后，经反复计算利弊，最终采取变卖牧场家畜，换得些钱两，外出“流浪”打工，认为至少比自己经营圈养后那少得可怜的生产资料要“赚”得多些，而待在家里就只有赔了。

　　总之，在近些年中央推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农牧业产业革新后，也同时带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人为的，有的则是调整的策略性不周，有的可以通过矫枉过正加以缓解或者解决，有的结果则已经无法挽回。

　　尽管如此，广大善良的农民们仍然认为大局为重，沙退了，草长了，看在眼里，不能不承认是好事情。但是，生活在这些光鲜之下的农民的生存状态该由谁悉心关顾呢？对此，绝望情绪比比皆是。

　　因此，那些欣喜于自己的草原家乡越变越美的人们，该在受益之后，想想支撑这座大厦的低层农民的生存现状。中央也该寻思这其间官僚阶层的恶性蚕食对改革进程的巨大破坏。简单地发号施令，简单地实行官治、人治而非法治，究竟是不是有效的管理方法？该值得怀疑怀疑了。

　　小党，一个根正苗不壮的小青年，我衷心祝福他前程远大。

↘ 附图说明：小党的修理铺子就这样天天守望在草原上的公路边，仿佛守望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