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应《圈子》主编谯楼兄之约请，在QQ上的一个短“键谈”，当然不能提及教育的诸多方面。要想看我对中国教育的看法，请看拙著《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散见各报刊与网络的相关文章。目前正在研究1900至2000年之间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以见有何样的教材在影响怎样的教育。

昨晚与老罗、四一、廖新、郑亮、贺信等几位朋友喝酒（老罗又喝白开水，他要回去做正事，好像与我见面他就正事不断），连喝了几台，喝得比较高，吹了空调，似乎有点头疼，不想做事，连爱都不想做，当然更不想写东西。于是贴上这个短访谈来让朋友们也关心一下中国教育。2008年7月25日8：11分于成都

《圈子》：您觉得目前中国高校培养的大学生，他们身上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冉云飞：最缺的是创造力，趣味，以及对生活的好奇心。同时，还缺怀疑精神和批评精神。

《圈子》：这种缺失，与在他们人生的关键时期培养他们的高校，与他们经历的高等教育有怎样的关系？

冉云飞：其实不仅仅是与高等教育有关，与基础教育也有莫大的关系。或者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毛病都不少。比如，我们的教育往往只注重给学生一个不可变更的唯一答案，却不注重学生的探索精神，以及思考问题的方法。事实上，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一定有答案，更不用说正确答案，却有许多种可能等我们去探索。

《圈子》：有一种说法是高中生应该伏案学习，大学生应该抬起头四处张望。

冉云飞：是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在实质上，是教听话的人，准确地说，教听话的人是我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核心，所以当你想抬头思考的时候，他的考试方式却是叫你伏案学习。一旦伏案学习一久，人抬头思考的能力就相应的减弱甚至下降了

《圈子》：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很多人都觉得目前高校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太多有学无术的“人才”。您觉得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应该有自己的坚持，还是配合社会的需要，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冉云飞：大学本来就是应该培养多种人才，大致来看，可分为两种人才：一是研究型人才，即给一个社会贡献新鲜的思想和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二是务实的一般人才，即各种职业学院应该培养的人才。但我们现在是研究人才也没有，而职业技术性人才也匮乏。换言之，我们教育培养出来的既没创有创造性，也没有实用性，是一种四不象。用四川话来说，就是二不挂五的。

《圈子》：是我们误读了大学教育吗？

冉云飞：不是我们误读了大学教育，而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观，是国家主义至上的教育目的观所致。这种教育目的观最大的害处，就是颠倒个人和社会应有的秩序，用国家的利益来否定个人利益，让个人的探索精神和怀疑精神在国家这样的大词下，遭受空前的打压，从而培养听话的奴才，而不是生龙活虎的创造者。

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于尊重学生学的过程，思考的过程，而“用”就在其中了。因为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一定是经过相关的考量的，而这里面不仅有教育学生如何热爱生活，养成高尚之人格，更在骨子里蕴含着于社会于个人之“用”。

《圈子》：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哪个时期比较接近您所说的“真正的教育”？

冉云飞：中国高等教育自从1906年废除科举后，刚好发展了一百年，短短一百年当然是教训多多，而经验太少。但经验少，但并不是就没有成功的范例。1917年后的北大，1928年后的清华大学，至后来抗战时的西南联大，都是非常的学校。如果说，要我举高等教育最好的时期，应该是战前十年（1928—1937），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理念，都已然走正轨，可惜的是抗战将其打断，更遗憾的是国共内战，以及四九年后教育理念的撕裂，破坏了中国高等教育承接西方理念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较好对接。

《圈子》：在筹备这期选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些去香港、国外念大学的孩子。我问她们在国外学习的感受，有个孩子挺有意思，她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她那些当在国内上大学的同学还在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她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了。

冉云飞：国内的学生学马列、毛概而别人学专业课程，这只是表面的区别。这里面的实质是，前者不仅不是真正的教育和学习，而且是一种愚弄。换言之，前者不仅不能让你出黑暗的隧道，而且会让有的人一辈子无法走出被愚弄的隧道，而不自知。愚弄的目的是什么呢？愚弄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限制你的自由，抢夺你的利益。而后者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才是真正想把你塑造成一块成器的料。

教育不能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便有什么样的教育。民主国家的教育不属于任何党派，其教育是中立的，即学校不能教任何党派的党义，更不能搞愚民教育。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教育目的观，要想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实质性的改变，几乎没有可能。

《圈子》：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一些思想比较开明也比较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在千方百计的送孩子到国外去上大学。 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冉云飞：能有机会接受外国大学的教育，当然是最好的。但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既然我们纳了许多税，就要求政府进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实质性改革，让教育逐步中立，废除党化教育奴才教育，废除政治课，改为公民课和安全教育，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完成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对接。因为西方高等教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尝试，已然证明了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先进，所以应该刻不容缓地加强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

《圈子》：这种改革首先应该从哪里入手？

冉云飞：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应该改革高考，将高考由全国统一，变成各学校自行招考（教育部备案）。其次，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民主管理，学生自治，教授治校。总之，高校的核心是教授、学生而非校长和行政人员。这一点不打破，高校就不能改变其和官场没有区别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