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突然想起来的。2005年的夏天，我们剧社一伙七人到成都参加大学生戏剧节，演完以后从成都坐火车回兰州。车上人很少，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四川境内下了车，天黑以后，我们这节车厢内竟然只剩下我们七人和几个藏民。没过多久乘务员过来找我们，説是爲了安全着想，我们最好转移到别的车厢去。我们于是收拾东西离开。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我是那几个藏民中的一员，我会有怎样的感受？而“我们”这种受到威胁的感觉从何而来？

我想不是因爲他们随身佩戴着藏刀。刀有什么好怕的呢？我有两个维族的男同学，他们也都随身带刀。当然他们的刀是小号的那种，配着考究的银刀柄和皮革的刀鞘，没有开刃，却很锋利。我还没听説过有谁因爲害怕而故意远离他们。但是对于不是“自己人”的，同学们又是另外一种态度。比如我们学校隔篱就是民族大学，里面的少数民族学生相对更多；而在我们的学校里就流传着这样的“劝诫”：不要随便到“那边”去，因爲“他们”很凶。但是“很凶”的印象又是从哪来的呢？可没有人说我们校内的少数民族学生凶啊。难道隔了一道墙，学生们的脾气就完全不一样？

这样的流言给我留下遗憾。二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学校的锅庄舞蹈队。老师特地到民族大学请了两个藏族的同学过来教我们。他们给我们上完课，说民族大学每週五晚上都会有锅庄舞会，欢迎我们过去一起跳。我很想去看看，但是没有人愿意去，最后不了了之——心里还是虚的，我不敢一个人去。好玩的地方就在这裡：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见过少数民族学生有什么异常或不好的行爲的，但是他们对少数民族学生就是没来由的害怕。

对我来说，更令我不解的是，我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壮族人，但是大家好像没有把这当回事。我的同室只有在发伙食补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我们的不同：我每个月比她们多一块钱。一块钱能买什么呢？两个馒头。但是她们夸张地抗议：“不公平啊！你又不比我们穷！”这当然是开玩笑，正好能表明她们已经完全把我当成自己人——一个群体关于“公平”的讨论，范围都是界定在群体内部的。我没有被区别对待。我们公开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室友说：“那是因爲你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我插话：可是你整天说我像越南人），生活习惯也差不多，如果你打扮得奇奇怪怪的，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半夜起来念经什么的，可能大家就没那么好相处了。”另一个室友更直接：“你个子太小了，打不过我们。”

后来又发生了一场小风波。因爲穆斯林同学很多，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清真餐厅。餐厅的经理历来都是回族人。大概是去年，学校任命了一个汉族人做经理，于是有穆斯林同学起来抗议。结果是汉族同学大怒，有人在bbs上留言说：国家已经够迁就你们的了，爲什么你们还是这样不满足？爲什么要我们迁就你们的习惯，而不是你们迁就我们？国家给你们的优惠政策难道只会让你们得寸进尺吗？（大家注意，最近网络上关于西藏事件有很多评论持类似的观点）后面的跟帖说国家凴什么认爲它的政策是“优惠”的？国家的“优惠”是自以爲是的优惠，我们一说要什么，就是造反。

　　以上就是我在学校里有关民族关係问题的经验。简单来讲，其中的隔阂来自双方的无法沟通。

但如果要从别的方面找原因的话，我慢慢感觉到政府及部分的公民会认爲少数民族优惠是一种恩赐，少数民族在得了“好处”之后就应该老实过活，不要捣乱，不要做与衆不同的事。问题是，少数民族的宗教及文化传统比你这个政府可要古老得多，不要指望一点点“优惠”就能改变它们。而那种人群之间隐隐约约的隔阂，我想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当今的体制之下，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等级之中的位置几乎等同于主权与领土。对共产党政权来説，如果全国每一个人都能认同他们那一套所谓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观点——即官方意识形态，那就最好不过。可惜，信教的人还是很多。就算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説，官方意识形态也没什么吸引力。这样就分化出来三种态度：忠诚地相信官方意识形态的（我实在不愿意称它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信而表面上同意或至少不公开反对的犬儒主义者（我也算一个吧）；不信而另有信仰的。对于把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政绩与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共产党来説，最恐怖的是最后一种。所以儘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话是“宗教起到了一种精神鸦片的作用”，到了中国就变成“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了。我想信徒对于这样的宣传无论如何都会有些不快。国家政权对这些国家主义的“异教徒”的疑虑与渗透到民间，就成了人群之间的疑虑与猜忌。

　　第二，中国的政治文化历来对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没什么兴趣，因爲它认爲个人的权利来自国家的创设，随时可以收回。这种对个人的不尊重扩展开来就是对少数人群的不尊重。人们会认爲所有人都一样是正常的，而与衆不同是不正常的。人们几乎是本能地站到人数最多的队列里，害怕自己会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之処。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对少数的不尊重。更少甚者，爲了表示自己对大多数人的忠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远离或打击少数派。这就不只是民族关係的问题了。而且，当我们认真去看一些数字时，就会发现很多被认爲是“少数”的数字其实很大。

　　我以爲，如果政府仍然坚持“统一思想”这样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理想，恐怕今后人群之间源于文化传统的摩擦会更多。容许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才是社会和谐的上上之策。一个社会对于不同的想法不能宽容，对于独特的文化不能宽容，对于独立的个体或少数群体不能宽容，它的发展就是畸形的。就算能暂时将某些方面的不满压制下去，等这些不满积累起来可能更可怕。如果要说我希望中国从今年的各种事件中得到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更宽容，更开放，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