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其他媒体对茅于轼“为富人说话”还是薛涌和南都的终止合作，焦点都放在富人和穷人上。而我看到的是他们各自在多元化的社会进程中代表的利益集团，吴敬琏、任志强、茅于轼、薛涌都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利益集团并非都是贬义的，也不是特定强势阶层的固定称谓，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参与并发挥自身影响力的松散组织或团体。所不同的是，因为社会名誉、地位的差异，利益集团间的互动很僵硬甚至因为己方的弱势、无助而迁怒指责对方。

如果把茅薛有关贫富的口水之争放到更宽泛的范畴里，你会发现这和炎黄春秋刊登田纪云纪念某位前任国务院领导的文章与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退休高干的公开信之间的对立有着相类似之处。十七大将至，不同政治势力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高层决策思维，左右派别以相反的逻辑对中国的现状“开方抓药”以期证明自己主张的观点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这就是话语权争夺战的国家宏观面的具体表现。

茅薛的争执点其实不在贫富问题上，而是各自对中国式的改革走到了今天，如何看待并合理解释社会缺乏公平正义，法治社会的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富人在一个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的国度里艰难的生存，面对朝令夕改地地方官要小心谨慎应付；穷人因无权无势，当不公不义之事降临头顶的那刻无法自我保护的恐惧感以及对一部分富人为保既得利益不择手段地拉拢官僚，挑唆公权力为自己保驾护航的痛恨。

这些都是制度缺失、法治落后、官僚强势结出的恶果，当富人和穷人同样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都没有安全感。因为人为地因素过分强大，任何一支领导的圆珠笔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安全感的建立和恐惧感的消失都得在一个法治完备、制度健全的国家和社会中建立，同样是高房价、贫富差距悬殊，为什么香港人不抱怨奸商为非作歹、政府助纣为虐呢？这无关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因为普通市民对香港的法治有信心，对司法维持公平正义有良好的信任基础。一如在香港，不管你是身价过亿的富商巨贾还是风餐露宿的升斗小民都可以遵循法律途径解决争端，求得法官公正地判决。

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拿西方国家的富人穷人的例子说明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反倒是香港的个例能给我们很多有益地启示。

规则意识的淡漠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特权思维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失去了理性沟通的渠道，他们很少深思会造成这般严重问题的根源，倒是乐此不疲地检讨对方地问题。富人指责穷人的“仇富情结”，穷人谩骂富人的官商勾结、为富不仁的个案比比皆是。

茅于轼和薛涌在各自主张观点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往自己身上贴上了特定群体的标签。说信念可以，讲良心也罢。至少他们敢于就高度争议性话题说话，不管动机是否单纯，他们都值得更多人尊敬。

如果在黑与白之间还有一块灰色地带的话，那夹在富人和穷人间的又是谁呢？他们的利益谁才主张、保护？

一场论争，留给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