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鼓楼东侧，有一座北极阁广场，大概在2005年左右，我曾独自徘徊于此，一幕景象至今难以忘怀：一个操南京口音的老太太和一位年轻女性前来观光，不知出于何故，老太突然破口大骂“我×你妈农村人，×这么漂亮的南京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至于是否还骂了其他的话，我已不能确定，但那句别有风味的“我 ×你妈”足以让我铭记这位长者。北极阁广场于当年刚刚建成，这位老太太看不到建设者均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事实，却要用极不负责、且素质极其低下的言语对“农村人”进行攻击，真是不知道搭错了哪一根神经，既没有长者的淡泊，也毫无“城里人”的风度。

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这样高贵的“城里人”其实不在少数，他们一边享受外来务工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便利，一边以“素质低”为由对他们进行贬低和排斥，北京某人大代表甚至还曾提议抬高外来务工人员入城门槛，以降低公共治安事件发生率。

联系到外来务工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和在改善民生方面所具有的“窗口意义”，这类明目张胆地排挤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空间的观点自然不可能是大势所趋，但落实到各地政府的具体行动上，却时常有些不“和谐”的做法。秋风先生在《打破城市对外来人口“素质歧视”》一文中披露——广东东莞市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退出，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具体办法包括，提高房屋租赁成本，迫使低素质的“新东莞人”选择回自己老家。而光荣进入本届人大的三名农民工代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自媒体的追炒风结束之后，似乎也未见新的报道。“民生新闻”类电视节目跑到安德门民工市场拍下几个镜头，主持人呼吁“农民工要善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自说自话——民工兄弟能找到工作赚点钱就不错了，哪还有什么维权意识，电视台为什么不能提醒政府对用人单位加强监管，而是向那些可能根本看不到电视的民工发出“呼吁”，这是典型的搞错了对象！

这种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歧视，在大学校园里能不能找到些翻版呢？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曾经找几个“城里的”学生进行过私下的交流，他用以鼓励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大意）：你们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根据我的经验，最后考上重点大学的主要还是你们这样的城里学生，因为视野宽阔，头脑灵活。当时听了还沾沾自喜，觉得好像高人一等了。等到我进了大学，又有人散布类似的“素质论”，什么“大学主要是发展综合能力，而农村孩子到了大学还是死读书”云云，由于我看不惯那种充满功利心态的“能力拓展”，又倾慕于那些在纷乱环境中仍然能静心读书的同学，那时的我对于“素质论”已经产生了不够明朗的质疑，之所以说“不明朗”，是因为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明显是不合理的，但又确实看到了一些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这种现象用持“实用理性”态度的教授或同学们的话来概括就是：不活络、呆板、不会搞人际关系、实践能力一定差、最后找工作没人要……

其实在日益浮躁的大学校园里，不活络、呆板、不会搞关系都已经成为淳朴的代名词，在我看来，它至少应该具有一点点的褒义，但最终的结果——就业——却给这一褒义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不可否认的是，遇罗克提出来的、并因此而丢掉性命的“出身论”，在现在的毕业求职当中仍然风头不减，试问一句：有多少农村出来的孩子找到了公认的“好工作”，又有多少领导家的子女痛苦地挣扎在人才市场上呢？在素质论的持有者那里，残酷的就业现实成了他们印证素质论正确性的重要砝码，他们会一面承认就业不公的存在，一面叹气说“不过，素质的差别的确存在啊”。

面对这种实用理性，我想不实用地理性一把，即便这样的素质差别的确存在，我们也不能认为它是天然合理的。我暂且还无法用逻辑式的结构来组织想法，且看下面的几条零散论据：

1．城里的中学师资力量雄厚，硬件也越来越好，很多学校配备了多媒体教学系统，农村中学却是简陋的校舍、匮乏的师资和图书资料。

2．即便在城市内部，学校也有等级差，为了让孩子享受优质教学资源，有钱的家庭可以斥巨资购买学区房，经济条件一般的就只能就近入学了。

3．一些经过长年建设发展起来的名校，利用自己的优质教学资源和声誉办起了民办学校，这类学校的教学效果也很不错，填补了就业入学、摇号入学给不少家庭带来的缺憾，但收费更高，普通家庭只好望而却步。

4．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社会地位高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如经常性的旅游、聚会，更丰富的学习资料、学习设备，甚至包括由父母所掌握的财力或权力带来的升学上的便利等，农村的孩子在这些方面则完全是空白。

说罢以上四点，我想要指出的是，一个孩子生在农村家庭只是偶然的，他家庭的贫穷也不具备必然的因素，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国家的投入、政策的扶持、社会的关怀是分不开的。惊人的地区发展差异和城乡差别不是农民造成的，贫穷和愚昧不是农民的宿命，那种认为“农民天然就是贫穷的、贫穷的人就必然愚昧”的思想，是赤裸裸的现代殖民论。城市人口所享受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便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夺农村人口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谁规定一个孩子出身在农村，他就必须到破旧的教室去念书？生长在一个资源缺乏的环境之下，我们又怎能奢求孩子们具有多么宽阔的眼光和卓越的“素质”？农民为我们提供了粮食，我们用什么回馈他们呢！？

就业不公也好，素质歧视也罢，务必不能再用实用理性的庸俗视角去看待了，只有把它们放置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宏大的语境之下，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