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员工绝大部分是70后和80后，给了我以自己的视角看80后的机会，虽然必然地感到他们与我不同，但我没觉得他们有太大的欠缺。我对大城市中等家庭长大、本地名牌大学毕业的男同事印象比较好，他们大多彬彬有礼。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家庭保护的时间比较长、吃苦较少，家境或学历在同辈中算是佼佼者，所以很多都比较阳光，为人较为温和。和我谈话的小男生就属于其中的典型。说他是小男生，那是从我的角度看，其实他82年生，已经26岁了。在广州出生，中山大学大毕业，如同很多广州家庭一样，在香港有不少亲戚。为人文质彬彬，坦诚有礼。虽然毕业后加入我们这样一个外企，但他还是打算考研。我问他考研为什么，从他的回答也听不出什么明确目的。我估计他属于考研无意识一类——如我当年一样，但既然他也可能处于工作无意识状态，那么换一种无意识未必不好。对于我这样的70代前辈，他没有传闻中80后的狂妄，而是诚恳地交流看法。

今天下午是由电影《赤壁》说起的，他跟我说起日本人做三国的游戏，做得很到位，他虽然很爱玩，但看到《赤壁》里诸葛亮的造型和日本三国游戏的造型极为相似，觉得很不舒服，有一种文化被侵占的感觉。

我于是问他：“如果一个中国人弹钢琴弹得比大多数西方人要好，你觉得西方人该不该不高兴？如果一个中国人诠释莎士比亚比英国人还高明，英国人是否该觉得怅然若失？”

他想了一下，回答：“弹钢琴无所谓，但英国人如果不如外国人了解莎士比亚，那他们该感到失落。”

我说我都不会在乎。他很吃惊，于是又谈起了另一例，他说北京奥运会选阿迪达斯为中国国家队提供队服，他很不赞成，认为应该选国货“李宁”，政府采购不选国货简直可耻。这回轮到我心里吃惊了，原来他这么看重“中国”这一概念，这回该值得认真谈谈了。

我转而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所谓荣誉感都是在外人面前的。在一个外国人面前，你觉得是说‘我有选举权(当然指的是直选)’更有面子，还是‘我们举办了奥运’更有面子？”

这位可敬的80后，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但还没有不辨是非，他说：“当然是选举权。但这和政府采购是两回事。”

我说：“政府采购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只要它招标的过程是公开透明，那么应该按照质量和价格之类来进行选择，而不是中国货还是外国货。就算它选了李宁，对你本人有什么好处么？”

他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支持中国货呢？”

我说：“如果按你的说法，各个国家都支持本国产品，那就没有自由贸易了。”

他说：“我说中国人支持国货是在自由贸易的大前提下。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应该优先选择国货，保护民族产业。”

我说：“保护民族产业对你有什么好处么？你作为消费者，应该从性价比考虑，而不是产地。中国的电信行业、汽车行业最初几年被保护我可能没话说，可一直保护到现在，你作为消费者得到什么好处了么？好处到底归了谁？”

他对这两个行业的现状有所了解，于是沉默，半晌说：“你知道么？一本词典解释来、解释去，到最终不免要进入循环定义的状态。靠一些最基本的字来解释较复杂的词义，而这些最基本的字之间只能是靠循环定义了。这些最基本的字该是大家的共识，大家交流的一个平台。我和你谈话，发觉我们的词典平台是不一样的。你太理智了。”

我想如果他说得不是这么含蓄，差不多可以直言我是一个只谈利害、不计道义的马基雅维利分子。他是很谦逊温和的人，于是我就直言：“其实我也很奇怪。按说你们80后应该是最重视个性的一代，为什么你对个人尊严不那么重视，而是特别看重一些国货、民族文化之类的集体荣誉感呢？”他没回答，我不知他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个人尊严指的是在他这样基本生活无虞的情况下，个人该拥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其他该受法律保护的尊严。这场谈话倒没有怎么影响我对80后的看法，我26岁那阵子头脑也不见得清楚很多。

晚上，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辽宁一例火车撞死人铁路被判赔20万，这件事之所以值得报道，原来后面有个骇人的过去——以往火车撞死人几乎全都在铁路法庭审理，而根据91年颁布的《铁路法》最高赔偿额是300元，没错，一条命顶多300元人民币——这哪怕在91年都是个很小的数字，跟一条人命比起来简直是骇人听闻。而近二十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个恶法之下，而至今仍未摆脱，辽宁此案是个特例。

如果要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会对这个男同事说：“中国是否举办奥运，对我来说无所谓，中国运动员穿什么牌子的运动服更无足轻重，但更改《铁路法》这一条恶法、更改不公平的涉铁路部门的诉讼程序，其意义远比一个奥运更重大。个体生命的尊严高于一群人的集体荣誉感。”